1月25日，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作为北京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毛大庆共携带了《关于社区医疗与民办养老机构结合的提案》、《新加坡动态治理对中国启示》等9份提案。在北京的两会上，毛大庆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共提出了三大建议，一是关于北京的城市发展，包括社区医疗...
1月25日，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
作为北京政协港澳台侨工作顾问、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毛大庆共携带了《关于社区医疗与民办养老机构结合的提案》、《新加坡动态治理对中国启示》等9份提案。
在北京的两会上，毛大庆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共提出了三大建议，一是关于北京的城市发展，包括社区医疗和民办养老机构相结合的医养模式如何落地、放宽小微企业的不必要的行政来降低企业创业的门槛等。二是，推进住宅产业化和建筑产业化的建设以及产业化工人的培养。三是北京市社会治理问题，毛大庆建议借鉴新加坡的动态社会治理的方式。
按照商品房口径，北京万科市场占有率为北京第一，也是传统房企试点养老产业的领头者
毛大庆认为，目前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已接近10%，步入老年化社会已经是社会趋势，养老服务尤其是养老地产的需求相当大。
深度老龄化以及持续大力度的政策支持，都指向“医养结合”，对此毛大庆提出四点建议：
首先，政府引导、鼓励开发商在做养老地产时做更广的范围和更多的拓展。毛大庆认为，政府应当在养老地产开发方面，加强发展养老产业的企业提供在医疗、保健等针对老年人需求资源方面具备整合能力，定点设立专业的医疗救助机构及老年保健机构，与养老地产形成“一对一”、“多对一”的帮扶效应。
第二，给予符合条件的相关企业长期、分阶段的资金支持。“养老、医疗均有初始投资大、资金回笼慢、回报周期长的特点，且对服务的精细化、专业化要求较高。”毛大庆告诉记者，梳理去年10月以来的投资动向，各类资本对养老地产的投入依然是计划投资额高企，实际投资额增长不多。究其原因，其实还是养老地产必须长期持有并运营，这对其资金管理能力、产品设计和管理能力提出了考验。此外，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与集聚效应，成本收回、稳定盈利将更加困难，这样对养老地产的资金投入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建议政府针对医养结合的社区型养老机构制定较为细致合理的分期投资计划，而非一次性补助了事，从而督促、扶持医养机构在各个环节阶段皆可健康、稳定、均衡地发展。
第三，加速培育一批质量过硬的医养介护团队。相较于机构本身的建设阶段，专业医护团队的培育更加重要。
第四，尝试将养老保险费定点支付给医养结合运营机构。毛大庆认为，这方面可以参照日本的经验，2000年4月开始实施的介护保险制度对日本养老产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根据介护服务的不同类型政府不同层面地提供相应的补助金。当运营方提供介护保险对象的服务时，可向政府申请保险给付。一般来说，该保险给付是介护报酬的90%，剩余10%由服务利用者本人负担。
下附毛大庆《关于社区医疗与民办养老机构结合的提案》全文
养老地产或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养老需求根源就是社会老龄化。以国际发达国家为例，1965年法国成为第一个老龄化国家，随后英国、美国、日本等一批发达国家也纷至沓来，各个国家也开始对养老服务与养老地产建设给予了重点关注，加大了投资力度。目前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已接近10%，步入老年化社会已经是社会趋势。同时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较大，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老年人口最多国家，养老服务尤其是养老地产的需求相当大。养老地产相对于传统养老院而言，其在规模上更大，在产品以及合作开发的机构上将会有更多专业化的机构参与，同时也会在产品上整合更多针对老年人需求的特殊资源，而且覆盖的人群也更加专业。
就北京而言，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2013年高出全国122%，高出上海3.5%）都名列全国前茅，具有较强消费能力。按照国际标准，当人均GDP大于5000美元时（2013年，北京人均GDP大约15500美元），老龄产业会迎来快速发展期。目前北京老龄人口呈现基数大、密度高、增长快三大特征——60岁以上老年人2012年为263万人，平均每年以6%、近159万人的速度增长，年增长幅度不断提高，2020年预计超过400万人，且与全国老年人口密度相比，平均高多43%。截止2012年底，按15-59岁劳动年龄户籍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计算，北京市老年抚养系数为29.4%，比上年增加1.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421”家庭模式下，老年人空巢化趋势明显，且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失能失智老人的增加已经成为北京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据卫生部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在北京还同时面临这样的问题：交通不方便、及时就医难、服务模式不合理、手续繁琐跑疼腿等等等等……目前北京市虽有养老院160多家，但90%属于中低端，医疗条件、舒适度远不能达到老人所需。
相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城乡家庭养老条件明显缺失。这说明未来数年我国急需加强包括老年地产、老年护理、老年疾病医治等相关产业。居民对健康的愈加重视，深度老龄化的北京，以及持续大力度的政策支持，都剑指“医养结合”这一重要理念，针对此现象，我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引导、鼓励开发商在做养老地产时做更广的范围和更多的拓展
养老地产的开发对于传统地产开发商而言，是一个全新方向，有助于为地产企业发掘新客户群和赢利点。但目前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互相独立、自成系统，养老院不方便就医，医院里又不能养老，老年人一旦患病就不得不经常往返家庭、医院和养老机构之间，既耽误治疗，也增加了家属负担。医疗和养老的分离，也致使许多患病老人把医院当成养老院，成了“常住户”。“老人‘押床’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使真正需要住院的人住不进来。为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合理的发展，更加符合我市的实际需要，政府应当在养老地产开发方面加强发展养老产业的企业提供在医疗、保健等针对老年人需求资源方面具备整合能力，定点设立专业的医疗救助机构及老年保健机构，与养老地产形成“一对一”、“多对一”的帮扶效应。这方面恭和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恭和苑提出“持久的健康管理”理念：通过个性化“健康管家”服务，量身定制全方位的健康管理计划，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开展综合评估，对慢性病居民给予生活方式干预，委托医疗专家长期跟踪，开展系统科学的功能康复训练；单独设立失智照护区，为失智老人提供专业失智照护，延缓其智力衰退的过程，让失智老人可同样享受老年生活。
2、给予符合条件的相关企业长期、分阶段的资金支持。
养老、医疗均有初始投资大、资金回笼慢、回报周期长的特点，且对服务的精细化、专业化要求较高。梳理去年10月以来的投资动向，各类资本对养老地产的投入依然是计划投资额高企，实际投资额增长不多。究其原因，其实还是养老地产必须长期持有并运营，这对其资金管理能力、产品设计和管理能力提出了考验。此外，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与集聚效应，成本收回、稳定盈利将更加困难，这样对养老地产的资金投入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建议政府针对医养结合的社区型养老机构制定较为细致合理的分期投资计划，而非一次性补助了事，从而督促、扶持医养机构在各个环节阶段皆可健康、稳定、均衡的发展。
3、加速培育一批质量过硬的医养介护团队
相较于机构本身的建设阶段，专业医护团队的培育更加重要。“长期看护”和“专业照护”是切入养老市场的更好端口。第一步做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步谋求与医疗护理行业的深入合作，这些都要求养老机构对于产品后期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方面具有更广的开拓能力。以日本为例，1970年，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老龄化率是7%。到了1994年，老龄化率超过了14%。经过分析发现，法国的老龄化率从7%到14%经过了115年，而日本仅仅用了24年。日本政府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989年制定了“老年人保健福祉推进10年战略”，并于2000年正式推出实施介护保险制度。尽管用了10年时间来完善，但还是很仓促。对于人口基数更加、逐渐迈入尝试老龄化的中国社会，这方面的需求更大，更要提前、加速培养！
4、尝试将养老保险费定点支付给医养结合运营机构
这方面可以参照日本的经验，日本初期制定政策之时，关于介护保险制度最大的争论点主要有两处：一是介护保险是支付给使用者本身，还是运营机构；二是介护者的界定。这两点其实也是欧洲国家争论的焦点。经过多轮的讨论后，最后决定将保险费用支付给运营机构。这样决定的原因一是政治方面的因素，二是担心支付给个人后会用于其他支出，而不是养老介护方面。在介护者界定方面按照身体状况、精神状况等，也进行了“要支援1”到“要介护5”的7个等级的划分。对这7个级别我们可以大致理解成“要介护1”是比较健康但在行走时需要搀扶老人；“要介护3”是必须要坐轮椅的老人；“要介护5”基本是卧床不起的老年人等。2000年4月开始实施的介护保险制度对日本养老产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根据介护服务的不同类型政府不同层面地提供相应的补助金。当运营方提供介护保险对象的服务时，可向政府申请保险给付。一般来说，该保险给付是介护报酬的90%，剩余10%由服务利用者本人负担。（编辑 孙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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