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可以说是一系列教育改革方案落地之年。可以说，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颁布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基本完成从“纲要”到具体行动方案的设计，而具体行动方案落实得如何，2015年将非常关键。
2015年，可以说是一系列教育改革方案落地之年。
2014年9月国家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颁布后，教育部连续发布4个配套方案，高考改革将在2015年起开始正式实施；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也在2014年岁末获批，也将于2015年启动改革……
可以说，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颁布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基本完成从“纲要”到具体行动方案的设计，而具体行动方案落实得如何，2015年将非常关键。
关键之年，如何行动，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作为“纲要”起草的主要成员，袁振国教授长期关注着中国教育综合改革，对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有独到见解。
综合改革要由政府协调各方力量
《21世纪》：2014年，中央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教育系统也是如此，很多老百姓关系的领域都出台了相关的改革意见，在您看来，该怎样理解过去的一年教育领域出台这些改革措施？
袁振国：2014年，是教育不断深化改革的一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对教育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工作要求，这个要求的核心就是要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各行各业当中，强调要进行综合改革的只有教育，为什么要把综合改革作为教育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呢？
我有几层认识，第一就是，教育的很多问题表面上看是教育自身的问题，但实际上牵扯到方方面面，有些问题是在教育上表现出来的，但实际上背后有着更深刻、复杂的原因。
《21世纪》：具体哪些现象可以解释这一问题？
袁振国：比如说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大学生的就业大家非常关注，也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切身利益。同时，就业率是考核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这对于学校关心市场、关心就业当然是非常好的，但你不能说这件事情仅由学校来解决吧。就业问题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跟整个的就业市场，跟整个的劳动力布局，当然也跟我们学校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都有关。
再比如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高考的问题。考试的主要功能就是看你的学习能力怎么样，即学习水平测试。在学习能力水平测试方面，我们通过30多年高考的积累，可以说水平已经很高了。比如说有人考600分，有人考590分，我不敢说600分的人就比590分的人水平高，但我们敢说整个考600分的人群比考590分人群的人水平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考对考核人的学习成绩、学习能力可信度是比较高的。但学习成绩、学习能力与他未来的发展、与他对社会的贡献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呢？这就不好说了。一个人的终身发展与他的诚信品质、责任心、合作精神、意志力、交往能力、表达能力、创新精神等等，关系更大。但要想用一张高考卷子，把一个人的思想水平、道德境界、身体素质、未来的发展潜能都测量出来，还要解决公平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多导致的问题，这是不现实的。
我们赋予高考的功能太多了，所以大家对于高考要求很高，压力很多，也因此每次高考改革，人们都觉得不理想，其本质就是一张高考卷子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再比如说择校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全国性的纠结，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都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择校的问题是由学校和教育部门就简单决定得了吗？这里面又牵扯到人才的政策、教师的政策……择校的问题最本质的原因，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现在大城市资源特别集中，这种资源聚集的发展战略，使得大家都往大城市跑，这整个背景下，择校问题就愈发突出。所以我们仅仅指望教育部门来解决择校问题也是不现实的。
因此我们说，要解决教育遇到的问题，需要综合改革。我理解的综合改革，不是在教育系统内部的综合改革，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由政府来协调方方面面的综合改革。
《21世纪》：您之前曾指出，恢复高考以来出现了3000多个“状元”，但最终他们并没有在各行各业拔得头筹，这样的现象又与我们当下所提的高考改革有什么关系？
袁振国：现在的高考完全与过去的科举考试不同了。科举考试的结果与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是高度一致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考试制度只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选择，高考之后、大学毕业之后怎么样，状元的光环是照应不了的。现在有很多选择，有很多市场因素、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来影响着你的未来。
一方面高考状元没有在各行各业取得领军地位这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一考定不了终身了。这也再次证明，让高考承载太多希望是不现实的。
所以谈及教育综合改革，就是要协同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包括我们的规划、人事、财政、科技、就业，方方面面的政策协调。只要高考背负过多的重任，它就很难走出困境。
教育内部也需要互相平衡
《21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一直在改革，但有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袁振国：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需要内部来平衡，内部因素也要相互平衡。对于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一年推出了考试制度的改革意见，这就是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抓住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什么高考如此重要，不言而喻。因为高考与个人的发展、国家选拔人才、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改革都有关系，所以这样的“指挥棒”改革至关重要。
《21世纪》：您觉得高考改革有什么重大意义？难点又是什么？
袁振国：从去年公布的改革意见来看，有几大意义，第一个，现在考试是有选择性的，这样的话就给每个学生更大的选择性和自主性，你要对未来有一定认识，当然也是需要你对自己的选择要负责。这样给中小学加大了压力，这样的变化要求学校在课程的开设上要有变化，要加强学校特色建设。要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优势和潜力。
对高校也有压力，以前我们高校录取学生是按照起分来录取的，有统一的录取线，改革之后，若根据专业来录取的话，就会发生很多变化，因为专业有强弱之分，即使在同一学校内。所以有可能打破现在的学校录取格局，所以有可能逼迫学校放弃一些弱势专业，促进高校来改革。
再一个就是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以前我们理科文科分好之后就完了，现在有了更多选择，所以需要学校、家长、学生三方更多的互动，来帮助学生发现他的擅长，对于学生的关注要比以前更多而且更复杂。所以有人还提出要用大数据的管理来提高对学生的关注度。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综合素质的测试。就是不仅仅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还要关注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身体素质，人际沟通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当然这个对于人的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综合素质评价，在全世界都是难题。国内的综合素质评价问题更明显，经验不足，理论、技术、工具都很落后。如何评估存在很多的难点。客观性、可行性和可靠性在实际操作中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这三年的准备时间，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教育系统仍需简政放权
《21世纪》：所以还是需要从政府角度，宏观层面来推着各方面的改革？
袁振国：我想是这样。教育口很多政策下来后，其实是很难落实的，因为对财政、规划、人事等部门没有约束力。
例如职业教育，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打通职业高中、学徒培训机构、大学技术学院、各个企业和研究实验室等一系列环节。国际上，无论是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还是美国的合作教育模式，都有效促进了本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
要发展职业教育，关键是在教育之外。若没有企业、行业的参与是很难有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所以把职业教育与企业、行业结合起来是政府特别需要用实际的政策来推动的。最终要把职业教育变成企业的责任、行业的责任，要有动力让他们愿意干这一事业，这样最终的结果就肯定不一样。这些都是需要教育之外的政策支持的。不然企业哪有动力？这些都是教育系统决定不了的。
再比如说教师，教师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我们已经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优秀教师队伍，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到教育队伍来。但是现实很不乐观，想做教师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报酬、社会地位等因素都制约着这种职业的发展，进入教师队伍的热情在降低，所以更不要说培养更多的优秀教师了。这些因素也不是教育系统单方面就能解决的，需要更多部门来协调解决。
《21世纪》：是不是还需要协调社会力量，比如民间资本的力量来促进教育改革？
袁振国：对，中央一直在强调要增加教育的社会资源投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为什么会这样提，因为我们当下社会资本参与教育的发展比例是非常低，所以在政策上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在探索教育适应市场需要有很多灵活的机制和经验，这些都是需要公办学校所要学习的，同时又满足于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有很多创新的思想，这些都对促进教育的综合改革有意义。
《21世纪》：很多民办学校校长反映，很多中央的政策得不到落实。
袁振国：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教育权力下放，政府职能的转变。教育部虽然也在简政放权，三分之一的权力下放，但是从学校和地方的感觉来看，并不明显，自主的空间仍然很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仍然没有走出一个死胡同，就是“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这样的怪圈反复。
去年的教育综合改革就提出要扩大省级政府的教育统筹权，教育体制改革这么多年来，很多权力已经下放省里，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随着各种各样的制度越来越健全，那么怎么能够让学校充满活力，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全国这么大，要么统一的放，统一的收，这是很困难的，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要相信省级政府有这个能力，也更加适合来统筹很多教育的权力，要真正把权力下放到省级政府去。
当然这也要求省级政府要强化责任，对权力的运用有很好的监管机制，也要把权力继续下放到地方，创新管理水平，统筹兼顾来发展全省的教育事业。
学校自身需大力改革
《21世纪》：学校是教育最基层的单位，在综合改革过程它们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
袁振国：当然，千条线万条线，最终都归集到学校，学校层面的改革是落脚点。
现在我们的教育水平是高还是低？有人说我们的教育质量很差，有人说很高，莫衷一是。但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客观标准，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水平是不差的，虽然说各地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总体是不差的。为什么呢？ 2009年，上海5000多名15岁学生参加了PISA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在全球约47万名接受测试的15岁学生中，上海学生的阅读素养得分为556分，高出第二位的韩国学生17分；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得分为600分和575分，分别高出第二位38分和21分。这一结果立即引起国内外教育界及媒体的广泛关注。2013年12月，经合组织公布了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2012年PISA测试结果，上海学生在数学、阅读素养、科学素养三个科目中平均成绩分别为613分、570分和580分，在全部参与测评的65个国家（地区）中再次位居榜首。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ement），即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实施的一项面向全世界的学生学业水平测试项目，测试15岁的学生数学、科学和阅读水平。目前全世界有70多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参与了项目测试。我国没有以国家的名义参加，但上海以城市的名义参与了测试。其他地区的成绩可能没有那么高，但在世界的水平处在中等偏上水平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另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差距比较小，质量比较整齐，但是冒尖的人比较少，也就说本来有特点、有个性的人的特点在教育过程中被消磨了，特别是与众不同的不合时宜的特点，奇思异想，被消磨掉了，这也是比较可悲的事情。
我们在整体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就是要让那些具有鲜明个性的、与众不同的创造力的学生，能脱颖而出。这样的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人怎样在我们的教育中脱颖而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加选择性，人是一个丰富的存在，人有各个方面的特性和潜能，在社会生活中有不同的表现，在之后的社会生活中，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往往是非学术因素，比如说一个人的品格，合作精神，等等。
好教育的使命就是不能扼杀这些孩子的个性化特质。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关键就是有选择性，有发展的空间。如果学校的管理、课程、活动等都是一样的，这样就阻碍了学术其他方面才能的发现，最终只能以分数的高低来评判一个人。
《21世纪》：在您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
袁振国：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课程要有选择，同样是语文，就要有高中低，学生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爱好，先天条件来选择。这样才有落脚点。课程的丰富多样性，可选性，是促进学生多样发展的第一条件。
第二教育的过程，要让学生在教育过程有自我展示，这就需要老师的角色发生变化，由“演员”变成“导演”，激发学生的潜力，让他们自己能够问问题，解决问题，展示自我的天性。这样从小的锻炼开始，到了大学乃至毕业之后，就有不同的效果。
第三我觉得学校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要让学生自己开展活动。学生很多的能力不是在课堂之中得到锻炼的，是通过不同的活动来培养的。比如一个学生自己来组织社团活动，他自己组织策划，运营筹备，整个活动的过程下来他的各方面能力就得到了锻炼，这是一种更好的方式。这也是未来社会需要的能力。
当然这都要需要改进我们的评价体系，好的评价体系就是要发现每个人不同于他的特点，让每个人、每个家长都知道每个人最强的是什么，最擅长的是什么。这样才能不断地克服人才培养过程的弊端，我们所说的好教育才能最终实现。（编辑 李二民）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分享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