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将逐步开放政治空间

3月23日，新加坡总理公署在其发布的最新公告中写道，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当天凌晨3时18分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享年91岁。

许多人认为，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和外交业绩依赖于政党精英人物的决断，而前总理李光耀更是居功至伟。自新加坡独立以来，李光耀连续执政31年，在他1990年卸任总理转任内阁资政时，新加坡已经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新加坡奇迹”。

3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庄礼伟教授，谈他对李光耀执政下所造就的“新加坡模式”的看法，以及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的政治与经济将何去何从。

《21世纪》：你能否谈谈李光耀对“新加坡模式”的影响？

庄礼伟：李光耀是“新加坡模式”的主要创立者和主要诠释者。他的执政理念中有两个关键词：好政府、好公民（其实质是严父型政府和乖顺型公民）。当然，事实上新加坡在经济上的成功主要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甚至有学者认为新加坡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在东亚获得成功的一个范例。不过，新加坡经济上的成功是在威权体制的护航下完成的。新加坡选择威权体制也是由当年不安定的内外环境所促使的，所以新加坡威权体制在国家生存与安全领域中也获得了成功。当然，这种体制在文化、精神领域内并没有带来什么成功效应。

李光耀是学法律出身的，他十分注重利用法律来治国。他常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贯彻到对国民的要求中，他强调公民要努力工作、遵守社会秩序当做美德。整个新加坡社会有着鲜明的李光耀个人人生信念和政治观念的印记，加上他的儿子现在又在当总理，所以有人把新加坡称作是“李家坡”。

《21世纪》：在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中，反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一个集选区并赢取近40%的选民票。在选举结束后的电视讲话中，总理李显龙称这次选举是一次“分水岭式的大选”，“人民行动党将对执政进行反思”。你如何评价这一事件？

庄礼伟：反对党获得突破性成绩是出乎新加坡当局意料的。新加坡当局当然希望执政党能继续使新加坡人民满意，从而保持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但是社会结构、选民结构甚至选民要求都在改变，这就影响了选举结果。

那次选举很多选民采取了一种“选党不选人”的投票方式。在集选区，执政党推出的那组候选人都很优秀能干，而反对党候选人的个人声望和能力相对较弱，但老百姓希望有所改变，所以就选党不选人，即选了反对党来要求有改变。

长期以来新加坡一党独大，执政党对老百姓的诉求慢慢变得不那么敏感了，或者说当老百姓有所要求的时候，执政党总觉得这是过多的要求，不能体谅政府的难处，而老百姓却会觉得执政党变得傲慢了。所以一党独大的局面再牢固也不能千秋万代，最终还是要被改变或自我改变。

特别是最近一些年，全球经济格局也发生一些变化，新加坡相对于东亚其他国家的优势慢慢不那么明显，经济也遇上了一些挑战，造成人民的生活品质有所下降，这也是很多人把选票投给反对党的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息社会的来临，使得新加坡公民有更多条件可以自由发言和获取信息，反对党选民也能被更好地动员起来。

《21世纪》：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政治生态会如何发展？是否会继续延续“一党独大”的趋势？

庄礼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现象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是由目前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选民结构、选区制度以及反对党总体素质所决定的。但新加坡政治会在其他方面有所变化，比如：公民参政议政、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和氛围会更加宽松。

事实上从李光耀之后新加坡的第二代领导人吴作栋时期开始，人民行动党已经开始决定要有所改变，毕竟李光耀时代那种过于家长制的政治路线随着时代和选民的变化还是需要改变的。李显龙执政后，他也只能按照这个趋势来走，即要逐步开放政治空间，并带领人民行动党更加积极、谦恭地去听取人民的意见。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管理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庄礼伟：过去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早期对中国在经济改革开放方面的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曾赴新加坡访问，当时新加坡作为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所获得的经济奇迹使得邓小平坚定地认为必须要改革开放。

第二个影响是邓小平强调的要学新加坡的社会秩序。

第三个影响是新加坡各种具体的制度、政策对中国的启示，包括廉政制度、市政管理、企业管理、公积金制度、人力资源培养以及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等多个方面。（编辑：李关云）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