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那样的全球大宗商品一飞冲天的黄金十年，今后不再会有，大宗商品的黄金时代正式结束了。”胡俞越认为，个别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是超跌反弹，而不是反转行情。现在全球大宗商品应声而跌，不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下游的工业制造业、消费品价格也应声而跌。中国作为需求端的主要力量，遇上了重新建立新的定价规则、新的定价体系的绝佳时期。
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大宗商品市场告别卖方主导的黄金时代而步入买方市场。作为需求端的中国应该挺身而出，通过“互联网+大宗商品”行动计划，谋求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5月21日的首届横琴自贸区“互联网+金融+商品”高峰论坛上，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提出了以上观点，并就“互联网+”时代提升中国商品定价能力提出了若干思路。
掌控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绝佳机会
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也发生了变化。
胡俞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超高速增长的青春期，进入次高速增长的青壮年期。从1978年-2010年，在32年时间当中保持了超高速增长。而次高速增长的青壮年期，这个时期应该还有20年，是提高中国经济质量的关键时期。
在由青春期到青壮年转换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出现了三重断裂：
第一个是增长断裂。随着经济增长减速，大规模造城运动基本结束，投资增速放缓，再加上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外贸出口锐减。
第二个断裂是改革断裂。改革进入深水区，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制度红利都基本走向尽头。
第三个断裂是全球化断裂。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宣告了美元危机，美元霸权地位削弱，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依赖关系局部破裂。不仅仅限于基础设施产业，煤炭、汽车、造船、玻璃、电解铝等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
基于前述三重断裂的原因，中国经济下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应声而跌。如从去年以来，原油价格、铁矿价格、黄金价格几乎腰斩。这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全球大宗商品80%以上的增量需求是来自于中国。
“过去十年那样的全球大宗商品一飞冲天的黄金十年，今后不再会有，大宗商品的黄金时代正式结束了。”胡俞越认为。他接着分析，个别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是超跌反弹，而不是反转行情。
面对当前行情，中国应当如何抉择？胡俞越强调，大宗商品价格在上涨过程当中，是以卖方为主导的，作为买方的中国无力改变定价规则，只能被动地接受。现在全球大宗商品应声而跌，不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下游的工业制造业、消费品价格也应声而跌。中国作为需求端的主要力量，遇上了重新建立新的定价规则、新的定价体系的绝佳时期。
“中国作为最重要的买方力量，现在应该挺身而出，站出来制定新的定价规则，制定新的定价体系。”他总结道。
产业互联网造就经济新引擎
既然在大宗商品市场遇到了天赐良机，那么中国应当如何把握机会呢？胡俞越提出一个设想，利用产业互联网对大宗商品市场进行升级。
当前产业互联网目前正在兴起，产业互联网的兴起有三个要素：产业生态、大数据、生产性服务业。胡俞越提出，产业互联网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的新引擎。消费互联网是以消费者为主体，产业互联网是以产业为主体。消费互联网是一种眼球经济，而产业互联网是一种价值经济。消费互联网已经形成了BAT“三国演义”的格局，产业互联网领域将会出现更多垂直领域的领军企业。
产业互联网与大宗商品市场的融合，胡俞越称之为“互联网+大宗商品”行动计划。“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真的有希望，我也特别期待。”他说。
胡俞越进一步分析，中国具有很强的后发优势，非常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后发优势基于两方面，一是中国网民队伍之庞大全球第一，去年已经达到6.4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9%，并且移动互联的人数短短两年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用PC机的人数；二是中国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但还有一个支付手段上相对落后的短板，信用卡的消费模式在中国还不太普及，甚至微信支付都比信用卡来得更快捷。
胡俞越接着提到，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信息良性循环和分享机制，使现货、远期、期货三个价格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形成公允的“锚价格”。而公允的“锚价格”是我国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关键。“互联网+大宗商品”行动计划并不是简单地进行电子化交易，而是与金融、物流乃至上下游企业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圈。通过大力培育大宗商品市场，形成期货与现货对接、场内与场外对接、线上与线下对接、商品与金融对接、境内与境外对接的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打造大宗商品的升级版，来助力中国大宗商品定价能力的提高。这将会改变大宗商品的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导致行业重新洗牌。
（编辑：耿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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