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新实验室终极任务：连结“蜜蜂”与“大树”

Aha社会创新学院创始人顾远 撰文

提到实验室，估计不少人的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这样的情景：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严肃的科学家在一排排闪亮的精密仪器之间或忙碌穿梭或埋头钻研。不过这样的情景却与我参加过的几个实验室活动大相径庭。在伦敦的一次活动中，我曾和不同背景的人们一同探讨如何构建民有、民治、民享的“社区大学”；而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场工作坊里，一群年轻人正尝试用廉价的材料为村民设计可以存放粮食的简易装置；在上海的一个meetup上，人们热切地分享着关于智能城市的实践和构想，并动手把想法制作出来……

这些情景都发生在新型的“社会创新实验室”里。和技术创新、商业创新不同，社会创新虽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听闻和参与，但支持社会创新的各种基础条件和基础设施发展得还相当不完善。社会创新实验室的兴起正是对这种情况的呼应。它汇集对的人，用对的方式协助他们分析社会问题，并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然后联接渠道和资源，促成解决方案的最终实施。

社会创新实验室首先是一个实体的空间。不论网络上的交往可以多么便捷，人们仍然需要有一个空间可以产生真实的连接，以培养信任与合作。同时，社会创新实验室往往具有独特的空间布局和内部陈设，还会备有创新活动的成长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工具和原材料，成为一个可以不断激发人的创造力的环境。在斯坦福大学著名的设计学院d.School，墙壁上到处张贴着满是五颜六色便利贴的挂图纸，教室里配有活动的物料架，摆放着各种“杂物”用来制作模型，而操作间里更是有各类工具器械，让人禁不住跃跃欲试。

不过社会创新实验室更大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促进跨界人士之间的合作。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过一句名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一切皆有可能，却无事可以确定。”社会问题和纯粹的技术问题不同，往往解决路径和问题本身都很不明确，需要多方参与分析解决。社会创新实验室可以起到中介的作用，打破条块分割，从不同领域找到那些“对”的人，并能自如地与这些不同话语体系的人沟通，并促成他们彼此间的交流。这种跨界交流既可以提供多元的视角，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社会问题，也有助于打破旧有的范式和框架，催生创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跨界合作中，用户的作用得到了重视。以往，他们只是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被动地接受创新的成果。如今，他们在起点处就可以表达需求，参与创新。

丹麦的“思想实验室（MindLab）”充分展现了这种跨界合作带来的好处。这家机构由丹麦商务部、教育部和就业部联合发起，是一个跨部门的公共服务创新研究机构。它引入服务设计的理念，激励普通民众和企业与政府部门一道，共同寻求社会和企业发展的有效政策和服务。“思想实验室“曾通过创新实验室的方式帮助政府消除官僚主义。他们针对不同的政务服务访谈了不同类型的民众，从民众的视角去理解与政府打交道的流程和体验；再与政府各部门以及民众一同设计，最终产生了四条解决路径：提高政务透明度，帮助公众产生合理预期；提高公众的网络知识和能力，增加在线政务的使用；帮助政务人员提高服务能力；增强政务体验各环节各机构的战略合作。

“思想实验室”的工作方法背后基于的“人本设计（human-centered design）”理念也是社会创新实验室的一大特色，是众多此类实验室的“标准配置”。

以往提到设计，无论是公众还是设计师，往往都简单地理解为外观设计、平面设计，或者产品设计这类直接与“物”有关的设计。但到了20世纪后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设计者和创新者意识到这样的设计观念太“小”了，设计关乎的不是how it looks（看上去如何），而是how it works（用起来如何）。IDEO是世界最著名的设计咨询公司之一。2008年，它的总裁Tim Brown在一次TED演讲中提出了“大设计”的概念。他指出：设计过去只是设计专业人员的工作，而如今，设计的理念和工具方法完全可以被更广大的公众用来改变世界。IDEO和其他一些设计公司共同推动了“人本设计”的普及和应用。

人本设计非常强调原型的作用。所以在社会创新实验室里，经常可以看到参与者把自己的想法动手做出来——不管是画出来，还是做一个简易的模型，或是表演出来。他们用这种方式相互沟通主意，也用这种方式去和真实的用户测试并获得反馈，再基于反馈做出持续的改进。这种快速迭代开发的创新方式与传统实验室里的“以计划为导向“的模式可谓天壤之别。在这里，一纸计划书并没有什么价值，创新者们更愿意通过不断地试错来实现“fail fast，fail cheap，succeed faster”（快速试错损失小，加速成功）的结果。

2009年，IDEO开发了“人本设计工具包”供免费下载，用以帮助更多的创新者采用这一理念和方法解决社会问题。2011年，IDEO又推出了自己的非营利性分支OpenIDEO，通过在线社区的方式鼓励和支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用人本设计来解决贫困、健康、医疗卫生等社会顽疾。

为了了解全球的社会创新实验室的发展状况，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14年资助了一项摸底调查。调查显示，全球的社会创新实验室都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总业务规模超过1.5亿美元，有超过2/3的实验室都是在最近5年内成立。公共服务、教育和健康是最受社会创新实验室关注的三个领域。在地区分布上，超过一半的实验室位于北美地区，亚洲地区的数量仅占12%。虽然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社会创新实验室性质的机构，但尚无一家进入该项调查的视野。

随着社会创新实验室的作用日益显现，在全球社会创新领先的国家里对这一创新事物的关注与日俱增。一方面，来自高校和民间的社会创新实验室数量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主动催生公共部门的社会创新实验室，除了前文提到的丹麦的“思想实验室”，还有如芬兰的赫尔辛基设计实验室、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下设的实验室、纽约的公共政策实验室等。

按照英国社会创新的领军人物Geoff Mulgan的说法，社会创新很大程度上依靠两类群体：“蜜蜂”和“大树”。蜜蜂是指各种创意和想象源源不断的个人和小组织，大树则是拥有资金资源却常常创意不足的大机构。只有蜜蜂，则无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光靠大树，则难以随机应变适应潮流。二者缺一不可。从行业生态链的角度来看，社会创新实验室的作用正在于连接蜜蜂和大树。目前中国的社会创新正方兴未艾。鼓励更多社会创新实验室的出现将会对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编辑 李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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