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 丨 袁庚这样评价当年的“蛇口风波”
袁庚，深圳蛇口工业区缔造者。三十八年前的12月，61岁的袁庚，自香港招商局涉海而来，选址蛇口，自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试管的缔造工程。主政蛇口14年里，他突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碎了“大锅饭”，引入了市场经济，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催生赤湾港、中集集团、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一批优秀企业。
他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轰动全国的“蛇口风波”中不许以言治罪，表示“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他鼓励同级报纸批评同级党委，并对炮轰自己的文章一字不改。直到晚年，他仍然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呼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袁庚离休后，他的智慧之语仍在媒体流传。这个履历上写着东江纵队负责人，中情局特工，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蛇口试管缔造者的老革命，众人为他书写的传记里不乏“谜”和“争议”的字眼。
以下南方都市报为袁庚自1978年以来近三十年的相关口述资料，以表达对这位有“改革开放第一人”之称的老人深深的敬意。
整个南头半岛当时我不敢要
南都：蛇口工业区30年的辉煌成绩举世瞩目，但也有人在为当年你只取了2.14平方公里的地盘而可惜，有人曾经说你也曾为之后悔？
袁庚：（当时）我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招商局成立106年，到现在几乎什么都没有，我不要一分钱，希望国家给我一块地。李先念用笔将整个南头半岛都画进去了，但当时我不敢要。实际上当时不是我们想要不想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敢要不敢要的问题。蛇口是我国第一个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国家拨款进行国土开发的工业区。蛇口是由企业自筹资金，自担风险来搞开发和建设。我们来自国家的惟一的财源是招商局直属机构五年利润不上交，总共也才5000万人民币。但当时的蛇口是一片荒山野岭，开发一平方的投资要花将近一个亿。而当年手头上的资金仅为投资总额的1/8，其余的钱都是从银行，主要是从香港银行借来的。如果我们当时要了整个南头半岛，一下子铺开一个大摊子开发几十平方公里，很有可能就陷进去拔不出来了。到那时，几十亿的债留给谁来还呢？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公里，对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不过九牛一毛，若改革成功对全国来说很有意义，但若是失败，也无伤大局。试验遇到挫折也无关宗旨，中央放心让我们探索，先行一步，我们也比较有胆量去进行各种富有挑战性的试验。
千万不要把个人作用扩大化
南都：是否也意味着在当初提出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于一个企业而言借钱来做并无必胜把握之事。曾经有一个美国外交界的朋友问过你，为何要在蛇口进行一场没有必胜把握的“风险投资”？
袁庚：这可能是我从监狱坐出来的结果。从监狱出来，我就不信神。的确，从以利润为目的的企业行为来论断，对此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做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冒了一个企业不值得去冒的大风险。
而招商局决定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构思，应该追溯到1978年下半年。当时有人对创办吸收外资的工业区，似褒似贬地说这是“新洋务运动”（招商局当年是由洋务派李鸿章创办），其实其作用和意义远比当年洋务运动深广得多。
尽管那时候，招商局内部多数人不赞成办工业区，交通部也有人说我们不务正当，会人财两空，但我还是很有信心，认为这个险值得冒。
当年这个构思一提出，党中央、国务院立即批准、支持。众所周知，建国初期，自朝鲜战争开始，有来自外部强加于我们的封锁。“四人帮”的时代，狂亡自大极端排外。这一切使中国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20余年之久，人民与外界几乎隔绝。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人民较多地接触到外界时，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老一辈感到内疚，年青一代感到蒙受屈辱。
改革和开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那是一场悄悄的革命。勇于承担使命，敢于革故鼎新，正是那一代中国人特有的气质。蛇口工业区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破土而出”的。借用武侠小说流行语言，我作为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正是因为这样的大背景，才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投奔蛇口这天涯海角之处，投身经济建设和改革实验，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那么多港澳同胞、海外朋友，怀着对祖国尽快实现现代化的美好期待，热情地支持和帮助我们蛇口的建设和改革。
蛇口发展不完全是我的作用，千万不要把个人作用扩大化。如果不是碰到特定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出什么事来。
一切为了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南都：在1988年11月12日，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有人问你“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你曾经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袁庚：在蛇口，当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淡化特权和官本位。冻结了过去在内地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如果你问某个蛇口人现在是什么级别，是局长还是处长，那将引得哄堂大笑，这里的许多干部更乐意在企业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们的困难是，如果让一个干部从企业到政府部门工作，往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说服他。
我们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时，非常重视它的公平和合理性，比如住房，任何人不能靠特权获得，在商品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还主张，领导层要有透明度，人民要有知情权，当你作出有关人民利益的决策时，人民理所当然有权过问你。蛇口除了实行选举领导人之外，还实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即给人民以罢免权。这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中还包括舆论监督。谁都明白，如果地球没有自己的轨道，没有制衡的力量，那就可能撞到太阳上去而毁灭掉。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所有这些，加上人才的合理流动，职业的双向选择，都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充分发展自己的才华，受到社会的尊重，而不是违背自己的良知，扭曲自己的个性。
“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
南都：改变人的观念进行社会改革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当初的阻力也可想一斑。
袁庚：阻力是当然的，但当时的蛇口有相对的自主的权力。因为1978年10月，中央授权招商局可以一次过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批准招商局有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其实这是我国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个大的突破，可以说招商局是全国第一个获松绑的国企。
但工业区的发展，打破旧框框时，有些大权在握的单位，不按他们的框框办，很难办成事。至于卡脖子、拦路打劫的官僚主义，叫人无可奈何。有好多小事，一直要搞到最高层才能解决。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也意识到，蛇口工业区的成败，将取决于能否冲破和削弱这种条条块块所有的“管”和“卡”。我们国家传统经济模式，是人为地按部门和区域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决定企业的行为和命运，无论资金、物资、人力、劳动力、技术设备，都由条条块块分割控制。企业归部门或区域所有，凭长官意志办事，往往无视商品经济发展规律，也违反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
蛇口一开始便以横向经济联系撕开裂口，削弱行政干预，强化企业功能，把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改为间接控制，触动了传统经济构架的最敏感的部位。
当然，光冲破条条块块的藩篱并不等于完全解决了旧体制的问题，所以在蛇口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其间，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干预，我们一再要求授予蛇口更多的自主权。
从中央、国务院到省里都是大力支持。1984年7月14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对蛇口至关重要，它明确规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十大自主权限，包括项目审批权、进出口物资审批权、人事权等。有了这些自主权，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独立处理许多事情，不需要层层请示，往返周折。同时也可以大胆地进行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充分发挥企业与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所以当年，邓小平在视察蛇口后说：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
特区应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示范
南都：实际上你利用这一点权力，在你所管辖的土地上，不仅进行了经济的，还开启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当初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搞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这并不是上级要求“蛇口试管”里必须要“临床实验”的内容。
袁庚：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和经济、文化密不可分。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的现代化。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特区的实践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民主选举得到许多中央领导支持
南都：你主政蛇口14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哪些重大举措？
袁庚：谈不上重大举措，只是进行了些探索，主要有两项：一是民主选举干部，打破干部终身制，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变成现实；二是舆论监督，用舆论监督蛇口任何一级干部，制约权力，反腐倡廉。
南都：当时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上面支持吗？
袁庚：比如民主选举吧，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经过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意，也得到当时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我想用民主的办法让领导干部自觉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提高自身责任，更好地领导群众开创特区建设的新局面。1983年4月，我们正式在工业区实行民主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打破干部制度的“铁椅子”。为了使民主选举法制化，1985年4月，我们还出台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组织暂行条例》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暂行办法》。
南都：在选举中是否有人落选？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袁庚：第一次民选的结果与组织部门的预选人选名单基本一致；在第二届管委会民选中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有3人落选；我虽然得票名列榜首，但仍有93人没投我的票，占22.3%.绝大多数群众是支持民主选举的，但也有人因失去职务牢骚满腹。有高级干部带话给我：蛇口在民主的问题上千万要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我们考虑蛇口在中国只是九牛一毛的小小区，人口不过几万，试验失败也无伤大雅。
南都：有一种说法，中国有2亿文盲，广大人民文化水平低，民主法治意识淡薄，民主选举不适合中国国情，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袁庚：投票人也许讲不出什么是民主，但谁好谁坏，谁能办事，谁能代表他的利益，谁不代表他的利益，他心里是清楚的。比如选村长，平时大家都熟悉，朝见口晚见面，谁行谁不行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这并不需太高文化水平，这点判断力老百姓还是有的。解放前，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比现在高吧！但共产党就在延安实行民主选举，识字的就写选票，不识字的就投豆子代替选票，效果非常之好。现在都21世纪了，群众的素质比以前好得多，60年前办得到的事情现在还办不到吗？我们国家已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都实行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这是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巨大进步。
新闻监督将枪口对准自己
南都：你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实验是将枪口对准自己，你怎么看新闻监督的作用？
袁庚：我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所以，我在蛇口放开了舆论，我还特别对《蛇口通讯》的总编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南都：你让他们吃了定心丸之后，《蛇口通讯》就开始刊登了批评你的文章？
袁庚：登啦。《蛇口通讯》第二期就登了一篇指名道姓批评我的文章《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文章提到诸如：“工业区整体管理水平很不理想，你不能不负责任”。“董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不‘懂事’”。“工业区管理倘若长期落伍，就会丧失生命力”等等尖锐的问题。登前他们三次给我送审，我三次明确表态照发，并写了“以后不要送审”的批示。我认为领导者应该自觉地接受舆论监督。
南都：批评得对不对？你心里感觉怎样？
袁庚：总的讲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有的指责也许过分了点，我心里也有些不舒服，但我感到这是人民的权利，我无权干涉。我始终赞同并坚持这一个观点：“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民主的精神不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还在于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
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
南都：你刚才提到：“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大约是在“蛇口风波”时，你向新闻媒体表态，这在当时也轰动一时。
袁庚：这句话是伏尔泰说的，我只是借用了一下。我当时对那件事情有两点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曲啸、李燕杰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在，也应该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
在1985年的时候，我感觉到蛇口不致力于办好一件事，就难以发动千军万马办好蛇口工业区。这就是使所有的同志首先在政治上要免除一种发表意见的恐惧心理。
蛇口风波是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蛇口风波】
1988年也是改革开放的最高潮的时候，1月13日晚上蛇口的青年和来自北京的三位青年教育专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关于淘金者的争论。后来媒体将这个辩论称为“蛇口风波”。
在深圳蛇口招商局大厦九楼一间会议室里，青年思想教育家曲啸（左一）、李燕杰（左二）、彭清一（左三）与蛇口青年的即兴对话， 竟演变成搅动中国的“蛇口风波”。南方日报 余昌民 摄（资料图）
当时教育专家、思想政治工作者，他们在演讲中说来深圳有两种人，既有建设者，也有淘金者，什么是淘金者呢？就是一些人来深圳是为了赚钱，看上了深圳这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地方，为了个人的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的生活好、工资收入高，这个动机是不对的，特区不欢迎淘金者，个人价值只有在群体价值中才能得到体现，应当将国家放在第一位，不然个人价值就很难体现。他们说，青年人应该怀着对国家的爱，为特区创业而来。那么到蛇口来，到底是为了个人享受，还是为了创业？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假如是为了创业而来，那就是好样的，如果是为了赚钱、享受而来，特区那就是很危险的。这是青年教育专家所演讲的内容。
但是蛇口的青年发言，他们说，希望老师不要讲那么多空洞的词，创业和淘金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那么容易分清楚。我们到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钱？淘金者赚钱，但是他们没有触犯法律，而且也为深圳建设出了力，比如说个体户开餐馆，为了谋生，也上交税金，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很赞成深圳报纸说的话，就是蛇口的一切是淘金者的血汗浇铸的。
结果这个座谈会第二天专家们就将蛇口青年的话写成了材料，上交给了中央和有关的地方单位，说蛇口青年在会上突然发难，是有明显的错误言论，整个的气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
——曾在《人民日报》主持蛇口风波讨论的马立诚讲述“蛇口风波”
（2010年8月22日，深圳，南都公众论坛）
南都：说到当年轰动全国的“蛇口风波”，你现在如何看？
袁庚：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曾问过我内地反响较大的“蛇口风波”，在蛇口却无反响。我当时回答，在蛇口，这种事本来就不值得谈，也不必要去争论它。有人说我们故意设圈套整他们，我们哪有空搞这些玩意儿，没有人这么无聊。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很好理解。它的实质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
市场经济讲的是公平合理，计划经济讲的是服从和无私奉献。究竟如何取舍呢？请让我打个比方：两人分苹果，一个大，一个小，你拿大的还是拿小的。我拿大的你说我损人利己。如果我反过来问，你愿意拿大还是拿小，你说拿小的。那我便说，你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还可以说：既然你愿意拿小的，那么我拿大的岂不是正合你意？怎么是损人利己呢？这样就乱了套。就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让人不知所措。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这件事情该这样办：假如这个大苹果值5毛钱，小苹果值3毛钱，我若挑大的，便补偿你1毛钱，若挑小的，你便补偿我1毛钱。这样公平合理，大家都没意见。这个社会应该做到公平合理，大家都没意见。合理的，才是道德的。
当然，个人的道德行为另当别论。就整个社会的普遍原则说，离开公平合理讲无私奉献，是带强迫性的道德要求，只会造就另外一批占别人便宜的人。蛇口很早就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蛇口青年的思想观念与他们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他们不愿意接受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准则，因此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再说这样的事情在蛇口司空见惯。宦乡一共来了蛇口5次，最后一次他对我说，这里的青年争论得很厉害，思想非常尖锐，有些问题我根本回答不出来，你是怎么培养出这样一批人的？所以“蛇口风波”虽然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蛇口本身却很平静，大家觉得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不改革者不入此门”
南都：“不改革者不入此门”，那些“争论得很厉害的学员们”说这是进入蛇口的第一次精神洗礼，但那是你写给他们的。
袁庚：1980年我们开始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打破传统办法，要通过考试从全国招聘人才，以改变干部队伍的落后状况。之后蒙中央组织部大力支持，大开绿灯，我们先后从清华、上海交大、同济、浙大等理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中，经过考试，招聘了一批人才，经过分期培训，加以考察任用。自主招人就是因为早期有些干部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工作。既然是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条条框框。当时我们的体制确实非常落后，阻碍着我们的经济发展。要前进就必须坚持改革。这个事做起来困难，但非做不可。
记得当年还请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来给蛇口的学员们授课，结果休息时学员质问我为什么请资产阶级来散播唯心学说，被说成是“放毒”。实际上把“效率”和“满足感”放在经济学中加以考察，有它唯心的一面，也有可资借鉴之处。要有勇气使我们的干部敢于接触一些不同的学说流派，取其之长，弃其所短，开拓视野，洞察世情。第二、三期之后这种现象就不存在了，在学术上思想上活跃的局面开始形成。
人民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
南都：那些“黄埔军校”出来的学员后来多成了蛇口的骨干，从招聘进来到进入工作岗位，当然他们也首尝了你干部制度改革的“头啖汤”。
袁庚：干部进入工作岗位以后，也就是进入了大大小小的“权力圈子”。当国家法制不健全的时候，“习俗移人，贤者难免”，有些人就可能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这样就必须加强人民的民主监督，人民必须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
群众心中十分亮堂，一些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有志之士当选，当时的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才44岁。同时，我们规定选民每年对管理委员会委员投一次信任票，有过半数不信任票者下台。我们认为，一个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如果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就应该罢免他。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但大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小干部真正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让领导干部的权力接受广大选民的监督和制约。
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企业行政经济情况和措施，接受干部群众的质询。干部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官气自然地减少。
早期职工还不习惯，但是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试验之后，蛇口的管理体制、干部结构和行政作风有了很大改善。
蛇口曾是一个没有贪污，没有腐败，很干净的地方。至少到我离任的时候止，没有发生过携款外逃之类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恶性刑事案件。
这样的制度中，蛇口也磨砺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干部，成为工业区最宝贵的资本。
首长拍脑袋，企业就完蛋
南都：尽管你是“蛇口试管”的成功缔造人，但经济学家宦乡认为，正是因为你不懂计划经济才能如此放开手脚？
袁庚：是这样的。我的履历中过去几乎没有跟经济沾过边。我接触到经济管理是1975年，那时候从监狱放出来没两年。我陪丹麦的B-W公司的总裁参观上海船厂。从上海船厂和丹麦的造船厂的对比中，我开始醒悟到，中国的国营企业，坏就坏在政企不分。条块分割控制，凭长官意志办事。当权力一旦介入经济实体时，当首长拍脑袋代替经济规律时，企业就完蛋了。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和使用。
所以就像上面说到的，一开始开发蛇口时，我就意识到，工业区的成败，实际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冲破条条块块的行政干预，按经济规律开发和建设。
南都：你最初提出与计划经济背道而驰，也让世人振聋发聩的口号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有学者说那是“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
袁庚：有到蛇口来投资的外商说过，这个口号对国人观念带来巨大冲击，认为这是向市场经济观念转变的一个符号。其实这个口号不是我发明的。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是古人讲了千百遍的道理。它的意思讲的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提出这个口号，酒是旧的，但瓶是新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争分夺秒创造效益。我曾问过香港的朋友，他们说，这句话是香港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算什么口号，没想到这个口号在内地引起这么大的影响。
当时拒绝13富豪团是正确的
南都：尽管蛇口最早启蒙了国人市场经济的概念，但在随后的招商引资中，你却将香港的超级富豪团拒之门外。1980年秋，当李嘉诚等13位香港富豪来深圳想参股共同开发蛇口工业区，你以“本人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敢连累诸公”拒绝了。有人说这是你犯下的另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袁庚：在当时拒绝了他们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第一，蛇口工业区是国家给我的，我没有权力决定；第二，这13位都是香港最大的财团，而整个招商局的家底只有1亿，他们进来成为股份制公司的大股东后，我们小股东是会被吃掉的。其实当时他们想的东西比我要深，以前我没做过生意没搞过商业，60岁时才开始接触经济，之前我在东江纵队一直做情报工作。
蛇口何曾是桃花源？
南都：1992年，你离任后，你当初进行的一些改革实验基本上停止了。有人说蛇口再无争议亦无启示。
袁庚：蛇口这个引人注目的“异类”，很早就被人涂敷上乌托邦的色彩。作为对社会进行反思的独特方法，乌托邦追求完美社会的理想永远具有激荡人心的力量。
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定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这短暂的八分钟却宣告了时代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了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南都：你同意当年的蛇口是乌托邦么？
袁庚：16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就是乌托邦。书中描写一个新月形海岛上的社会，一个实行公有制，充满和谐友爱的社会。
过了近100年，意大利人康帕内拉也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太阳城》。当年无论是远方来客还是咫尺近邻的眼里，蛇口都有点神秘感。我很早就说过，但愿将来没有人会写《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南头半岛上一个美丽的幻想》之类的书。
若把蛇口与乌托邦等同起来，至少会产生逻辑上的麻烦，因为“乌托邦”一词来源于“美好”与“乌有”，而蛇口则经历了含有成功与缺失的丰富的社会实践。
其实，蛇口不是桃花源，蛇口人当年不是在做天马行空式的幻想，而在从事着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活力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我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出口加工区盛行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试管经济”这个名词。蛇口弹丸之地，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全国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
“辞官”是自认不适合担任政要官职
南都：回首蛇口从荒滩变成最宜人居的海滨区域，你满意么？
袁庚：以前这里确实是荒滩。海面上还时常漂过被大海吞没的偷渡者的尸体。没有几个人相信这里能建成现代化的港口城市。最初我领一位顶头上司来看地形，我跟他说，我们想在这里开辟一个工业区，刚一上岸，我连地图还没打开，他扭头就跑了。那时有一张规划草图，现在看来是一幅很不理想的蓝图，只是蛇口的一个起点，但人们讥笑我们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南都：坊间传当年你还有“辞官”一事。为什么要辞，若不辞还可以将你实验区扩展得更大些。
袁庚：当时省委书记任仲夷说要让我做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我跑到省里坚决辞了。
我觉得我不适合担任政要官职。另外，当时蛇口的体制改革，对周围的左邻右舍的官员体系是有很大压力的，民主选举管理层是一种尝试，我当时其实是很幼稚的，想试验一下，但没有胜利的把握。
蛇口的诞生和发展得益于思想解放
南都：西方一个哲学家帕斯卡尔讲过：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扼杀了思想等于扼杀了人的生命、扼杀了人类的文明。
袁庚：不仅经济建设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精神文明建设更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当然解放思想并不是叫你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胡思乱想，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破除那些僵化的观念、思想的约束。
南都：能不能具体谈谈。
袁庚：比如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你就不能视之为圣经，一字都不敢动。邓小平说过：“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实事求是，这是科学的，要永远把它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但他们具体的论述就不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已不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在的社会主义也不应是马克思所能想象得到的。
应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要用人类的、世界的、科学的标准去审视。只要符合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都要大胆拿来，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
蛇口工业区的诞生和发展，也是得益于思想的解放。那时候适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举国上下都在解放思想。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冲破了“左”的束缚，更新了观念，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在工程招标、管理体制、干部体制、用人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舆论监督、民主选举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配套改革，取得了中国改革的多项第一和“首创”。江泽民同志对此曾多次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
（来源：南方都市报微信公众号）
（作者：21Plus 编辑：曾静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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