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北京市医管局发布挂号新政：年底前22家市属三级医院将取消现场挂号，全部推行“非急诊实名预约挂号”就诊模式。新政直指医院号贩子高价倒号行为。春节前夕，一女孩在北京市广安门医院痛斥号贩子的视频流传网络，“一个300元的号被炒到4500元。”高价倒号在中国由来已久，天则经济研究院认为，“号贩子”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真...
2月18日，北京市医管局发布挂号新政：年底前22家市属三级医院将取消现场挂号，全部推行“非急诊实名预约挂号”就诊模式。
新政直指医院号贩子高价倒号行为。春节前夕，一女孩在北京市广安门医院痛斥号贩子的视频流传网络，“一个300元的号被炒到4500元。”
高价倒号在中国由来已久，天则经济研究院认为，“号贩子”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真实价格和现价之间存在着巨额差价和利润。
此次挂号制度改革取消了医生的个人手工加号条，这一途径往往被号贩子利用，今后，医院信息系统将统一管理加号权限和数量。除此之外，挂号新政还与分级诊疗结合起来，建立医疗机构间层级转诊网络。
挂号新政的实施对以挂号、加号为主要业务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势必造成影响，业内预计，部分医院或医生可能会减少通过私营互联网平台预约挂号的做法，但变革中也酝酿着新的机遇，尤其是以分诊转诊为主营业务的互联网医疗类公司。
四项改革措施
2016年内，北京市将在市属三级医院实行全面预约挂号制度，除急诊外，患者均须通过预约方式如APP、微信、电话、网络、或现场自助机等方式预约就诊。北京市医管局预计，总体预约挂号率将达到75%。
新政出台前，非急诊预约制已在北京儿童医院开始试点。自去年6月18日以来，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总量下降，常见多发病患者减少，疑难杂症患者上升，“在门诊量、疾病结构、就医体验甚至二环交通等方面获得了一些改善。”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儿童眼科主任医师于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挂号制度改革同时取消了医生的个人手工加号条，这一途径往往被号贩子利用，今后，医院信息系统将统一管理加号权限和数量。
三家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号甚至不再对外挂号。据悉，宣武、天坛、同仁医院计划开展知名专家团队服务试点，按照北京市卫计委的解释，三家试点将组建15个知名专家团队，只接受院内 “以患者病情需要” 的层级转诊，不再单独对外挂号。其目的把专家资源分配给疑难危重患者。
除此之外，挂号新政还与分级诊疗结合起来，建立医疗机构间层级转诊网络，依托医联体保障本市转诊患者优先就诊，而且对于在市属医院挂不上普通号的患者，可在其他市属医院的同专业普通号内进行调剂，在部分市属医院建立跨省区预约转诊会诊机制，派出专家组前往部分对口支援与合作地区解决当地疑难就医需求。
作为临时措施，北京同仁医院实行敞开现场挂号。
缘起资源错置
虽然新政包含四项措施，并与分级诊疗互为促进，但促使挂号新政在今年春节后推出的直接动力来源于号贩子。
“号贩子”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真实价格和现价之间存在着巨额差价和利润。
据天则经济研究院分析，这种利润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因政府管制价格产生的价值差。根据各地医疗价格规定，普通门诊的医生挂号费不超过10元左右，专家挂号费不高于14元，专家号的价格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中间存在巨额差价。
二是目前体制下高等级医疗服务的绝对供给量小于需求量，而低价管制又加剧了供不应求的矛盾。由于专家号与普通号的差价不大，出现了常见病也要看专家的现象，这使得专家号市场的短缺存在一定的泡沫。由于专家号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获利空间，必然会产生“号贩子”这一为了得到这部分利益而出现的群体。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对外挂的号80%—90%都被号贩子所垄断（张彤等，2012）。
医疗专家是一种稀缺资源，事实上，“号贩子”炒高的专家号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是专家提供的医疗服务价格的真实反映。如果这个价格不能体现在医生诊疗费上，就会以其它形式转嫁到患者身上。
据了解，北京部分专家号能被号贩子卖到数千元，一些热门科室的主治医生、住院医生的号也能被炒到600至1000元。这一价格除了包括专家真实的服务价格，还包括了患者排队以及住宿等成本。因此部分患者认为从号贩子手里买高价号可能还是“合算”的。
行政部门出于保护患者的“善意”而进行的价格管制造成了双输的结果。对部分患者而言，不仅没能享受到低挂号费用的福利，还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成本；对于医生来说，提供医疗服务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激励。
天则经济研究院认为，应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即取消对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代之以市场价格，辅以医疗行业协会与消费者组织的协调；放开并简化医师多点执业政策，使医生成为自由人，可以自主选择执业方式和执业机构；财政补助对基层及偏远地区倾斜等。
变革酝酿机会
挂号新政的实施对以挂号、加号为主要业务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势必造成影响，业内预计，部分医院或医生可能会减少通过私营互联网平台预约挂号的做法，但变革中也酝酿着新的机遇。
“这也给互联网医疗平台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好大夫在线CEO王航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我们一直认为，依托于单纯排队优先制的挂号体系，不能解决优质医生资源的分配问题，只有按照分级诊疗精神，按照病情优先的原则分配专家资源，才能诠释医疗的公平公益性。”
好大夫在线是最大的院外医疗服务平台之一，在互联网上第一个创立了免费分诊转诊服务的商业模式，稳定运行已有近10年时间，坚持“按照患者病情的需要分配专家转诊机会”的原则。据王航透露，“好大夫在线现已完成77万个转诊，没有收过患者一分钱。”
在王航看来，新政或许可以促进好大夫在线的深入发展。“好大夫在线主要业务是分诊转诊，包括首诊后寻求医生的转诊；医生之间的转诊；以及基层医院向大医院的转诊。目前医院非常认可我们的模式，因为这给医生带来了口碑、临床病例等，并符合分级诊疗的趋势。”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儿童眼科主任医师于刚是第一批使用好大夫在线的医生之一，至今已有近7、8年之久，“我本人使用好大夫在线交流的病人达到6万例左右，预约转诊3600多人。”
据悉，于刚使用好大夫在线进行预约转诊有三个目的：医生可以挑选危重、偏远、急需救助的患者；利于把患者安排到不同时间段；初诊病人后的复诊。于刚强调，“主要是为患者考虑，也实现了分级诊疗的功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周福德从2008年开始使用好大夫在线，共计回答过1万多个患者咨询，相当于他在医院一年半门诊量，目前，浏览其网页的人数平均每天1万多，总数则超过了1500万人次。
周福德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这非常便于与患者沟通，特别是我的老病人，或者是外地路途遥远的病人，我可以及时给出复查、用药指导方面的建议。”
部分患者也逐渐习惯了网络问诊、挂号服务，李靓（化名）患有严重的鼻炎，久治不愈，去年11月通过好大夫在线预约了北京同仁医院的主治医生，并一直与医生保持诊后联络。“即使目前同仁医院全部敞开挂号，我仍然会使用好大夫在线的方式咨询、就诊。” 李靓说。
不过，挂号新政的推行或许会使部分医院或医生停止使用非官方的互联网预约挂号平台，王航对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各层面理解可能不同，绝大多数医生认为，通过互联网平台加号没有收钱，不属于禁止性业务，另外一些医生也可能停止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对此，我们会加强医生之间的转诊和基层医院向大医院的转诊能力。”
针对医院的统一加号权限和额度，好大夫在线希望能够参与其中，“我们会尽快与卫生管理部门和医院接触，与医院正式洽谈合作，把我们近800人团队和多年积累的分诊转诊能力输出给医院，促进分级诊疗，这对我们是个机会。”
对于即将实施的挂号新政，上述采访对象一致表示，应为政府打击号贩子举措点赞，但不宜一刀切，即使是加号业务，也应区分以牟利为目的的倒号，还是医生根据患者病情掌控下的免费分诊转诊。
（编辑：袁一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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