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成立医生最多的互联网医院 考验监管灵活性

    互联网医疗正在从轻问诊模式深入到诊疗核心。

    2016年4月6日，银川市政府与好大夫在线签约成立“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建成之后，西部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找京沪穗医生看病开药。

    “西部优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好大夫在线把东部优质的医疗资源与西部共享，同时开创了一种新业态。”银川市副市长郭柏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这不是中国的第一家互联网医院，却是在线医生数量最多的，2006年创立的好大夫在线已收录4800家医院的38万名医生，其中10万名在主治医师以上级别。

    根据协议，患者不仅能在线上、线下看病，还可凭借电子处方在附近抓药，当地诊治不了的疑难重症，也可通过互联网医院约到全国专家到银川出诊。

    自2014年10月广东省第二医院网络医院上线以来，中国陆续诞生了五家互联网医院，其运营模式大同小异：线上（线下）问诊+线下医疗机构+药品配送，既创造出一种就医看病的新模式，又衍生出一种新业态。发展十年的互联网医疗也藉此深入诊疗核心。

    出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以及促进经济的原因，互联网医院获得各级政府支持。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今年两会上表态：“要大力发展远程医疗，通过互联网使大医院和基层医院建立远程医疗关系，并利用‘互联网+’增加公众向医生咨询的渠道。”

    但新兴事物的出现必将冲击固有的行业“规则”，也为政府监管提出了新课题，据悉，互联网医院的试点经验将成为医疗新政的依据。

    好大夫样本，互联网深入诊疗核心

    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将率先惠及三类患者。

    第一类是需要专家会诊的，如银川患者在当地医疗机构就诊，医生认为需要会诊，则可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好大夫在线的注册医生一同为患者看病。

    第二类是长期慢性病患者，他们可在互联网医院联系专家，接受在线诊疗，根据医生的电子处方在当地或者通过快递拿药。

    此外，疑难重症患者也不必再长途跋涉到北京、上海，医疗专家也可到银川的医疗机构出诊。

    在银川市卫计委主任田永华看来，上述三种模式有助于缓解银川甚至西部地区的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她统计，银川现有医疗机构53家，其中，三级综合医院3家、三级专科医院4家，2015年门诊病人850万人次、住院37万人次。

    这一数据仅相当于北京市三四家医院的就诊量，“尤其是缺乏优质医疗资源，与好大夫在线是一拍即合。”郭柏春表示：“互联网医院建成后，好大夫在线上的数十万东部医疗资源就可引入西部。”

    在好大夫在线创始人王航看来，医疗专家也十分欢迎这一模式，“通过互联网医院，医生尤其是专家可以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借此从小病治疗中脱身出来，筛选适合自己专长的疑难重症。”

    据悉，即将落地的互联网医院采用“银川市政府+好大夫在线+线下医疗机构+药品配送”的运营模式，为此，银川市卫计委负责对接辖区内的各级医院、卫生服务中心、天天体检屋等医疗机构，以方便患者就近就医，并准备制定或更改配套政策。

    互联网医院的落地往往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作为西北边陲的银川市之所以走在全国前列，与银川市的规划、对外交流以及郭柏春本身有着极大关系。

    十多年来，银川市一直与阿拉伯国家保持紧密联系，双方的合作已从政府深入到民间，受此影响，银川市政府在西部地区中更加开放。

    从2014年起，银川与中兴通讯合作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这一提法是目前发达国家如新加坡、德国、新西兰的普遍战略，互联网医院则顺理成章地纳入智慧城市规划中。

    副市长郭柏春的经历也有助于互联网产业的落地，他称，自己曾在投资、电竞等领域磨砺。因此，银川市的着眼点不仅仅是互联网医院，而是更加看重其带来的新业态延伸，如远程医疗、用药指导、慢病管理、互联网医药、物流等。

    而借助地方政府的支持，互联网医疗也从轻问诊模式首次深入到了诊疗核心。王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长期以来，互联网医疗局限于咨询和健康管理，在线上是否能做诊疗、是否能开具处方、是否能够进入医疗核心环节，现在整个行业都在尝试。”

    多地试水，考验监管智慧

    互联网医院正在中国掀起一阵小高潮。

    在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之前，从2014年10月广东省第二医院互联网医院上线以来，中国陆续诞生了宁波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贵州互联网医院，总计五家互联网医院。中国的第一张电子处方即产生于乌镇。

    这一业态的出现并非偶然，长期以来，中国的医疗失衡格局造成诸多顽疾，如全国人民奔北京、大专家看小病、基层医疗空心化等，为医患均带来无尽苦恼。

    为缓解这一现状，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70%的城市要实行分级诊疗的试点。一个具体的目标是，2020年建立分级诊疗格局，90%的病人不出县。

    互联网医疗是解决途径之一。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同意在宁夏、云南等五省区开展远程医疗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研究将远程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和新农合报销范围，相当于首次放行互联网诊疗。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也在今年两会上表态支持，“通过互联网，使大医院和基层医院建立远程医疗的关系，并利用‘互联网+’，增加公众向医生咨询的渠道。”

    “顶层设计”促使各地开始进入试点时代，浙江、广东、贵州、银川相继发布地方配套政策，如浙江省药监局同意电子处方试点、贵州省卫计委发布《贵州互联网医院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和实施细则等。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五家互联网医院发现，其运营模式大同小异，均采用“医院（医生）+线下实体医疗机构+药品配送”方式，并且参与方均为“政府+企业”，如宁波云医院为宁波市卫计委+东软熙康；乌镇互联网医院为桐乡市政府+微医集团。

    但各地互联网医院是为了解决本地区问题而产生的，这就造成了细节方面的差异，如贵州立足于本地的医疗资源（贵阳的三级、二级医院），解决偏远山区的医疗问题，好大夫在线注册医生解决西部地区等。

    不过，由于是新兴事物，目前在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统一的政策标准，互联网医院也考验着监管者的智慧和灵活性。

    田永华表示，准入标准和监管需要更新，“过去监管的是地域性的医疗机构，互联网医院会产生新的监管标准。”

    据悉，为使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银川卫计委需要设立互联网医院准入标准、给予医疗机构资质、批准开展远程诊疗业务、给予医师跨省多点执业政策保障、制定电子处方标准等一系列政策。

    “现在所有的互联网医院都是地方政策，这些试点最终都会成为国家政策的有力依据。”王航说：“接下来监管是一个难题。”

（作者：陆宇 编辑：袁一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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