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引进国际课程不能全盘照搬，而中西课程的全面融合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做中外课程的整合...
导读
引进国际课程不能全盘照搬，而中西课程的全面融合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做中外课程的整合……而新高考的思路就是坚持从国情出发整合世界教育中的有用而且我们可以用的思想。
“想谈什么？”在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的办公室里，唐盛昌开门见山。作为上海四大名校之首——上海中学的老校长，他执掌上中24载，并创办华育、上宝、张江等沪上著名初中。
唐盛昌今年74岁了，身材高大，思维开阔，站在记者面前的他显得与实际年龄有些不符。丰富的履历往往让外界把他推上“神坛”，在被贴上太多标签之后，“创新志士”这个颇具先锋意味的称号之于唐盛昌而言，是不止步的教学创新实践和对中西课程深度整合的执著，虽然这些在他看来是“慢工出细活，没有十年都言之过早”。
21世纪经济报道近日专访了唐盛昌，谈双语学校的中西课程整合之道，以及新高考对于学校教学改革产生的影响。
双语学校不能只把孩子送出去 需要试行中西课程的深度整合
《21世纪》：1993年您在上中设立国际部，当时这在全国也是首创。2012年从上中卸任后，您的动向其实一直备受外界关注。这期间您有什么新的想法或实践？
唐盛昌：上中非常精细地注重两方面，一个是国际交流，一个是国内教学。国际部在IB和AP课程上实打实地做到了最高水平，所以我们能够非常强烈地感知到这些课程的优势和不足。于是，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能否把中国课程的优势和国外课程的优势进行整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想法我在上中的时候就有，但是最近三年才开始实践。
《21世纪》：目前国内很多学校热衷引进国际课程，这与您所说的“整合”有什么不同？
唐盛昌：引进国际课程不能全盘照搬，而中西课程的全面融合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做中外课程的整合。整合是对两套不同的教学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得出我们自己的看法，才有可能找到有效实施的途径。这非常难，但我们正在努力去做。
举个例子，我把上海的英语中考卷子给英语外教做，外教对其评价并不高，他们感觉中国中考英语试卷的导向和母语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进行英语教育？单纯地使用外教来教授中国孩子英语，就解决了问题吗？不一定。因为外教不一定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一般母语的学生与非母语的学生对语法的感受与要求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语言包含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教育背景的学生完全不考虑语法行不通，但过分强调语法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找出一条新的路。所以我现在做的是，让中教和外教高度协作，共同实施英语教学。在词汇教育、语法、听说读写所有的环节让中教和外教既协同又有明确的侧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们高度紧密地结合起来。这需要非常大的备课量，难度很大。
再比如国外的教材里平面几何内容是相当弱的，但中国的平面几何内容是很强的。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做的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如果从学科的内容角度说，平面几何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学科教学不只是强调重要性，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对人的思维方式、推理能力等方面起作用。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中国开设平面几何就是有依据和价值的。很多开设国际课程的学校完全按照国外学校的方式来做，没有思考跟坚持中国教学当中的优点与优势是不行的。这实际牵涉到对每一门学科在不同国家的教学内容、方式、变革、借鉴方面非常深刻的分析，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21世纪》：那么目前国内的双语教育，您认为还有什么需要转变或突破的地方？
唐盛昌：现状是引进较多，消化不足、思考不足、坚持不足、整合不足。现在我们来考虑国际课程的问题，就要换一个视角。由于这几年我们国家的迅速发展，出国留学这件事的背景已经产生重大变化。第一，从拿奖学金出国到靠自己家庭的财力支撑出国。第二，从学成之后多数留在国外到大部分回到国内。这是根本性的变化，数据也是支持的。
根据这两个根本性的变化，提供双语课程的学校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设计。我们的想法是：第一，出得去，回得来。从我这里出去的学生进入国外课堂没有特别大的困难，出去最后的落脚点不是留在国外而是回得来。第二，中国核，世界流。中国的核心，中国的根不能丢，但同时又能掌握世界发展的趋势。这两句话并不是空话，课程结构一定要有体现。要在整合中思考中西两类教育的不同，坚持吸收两类教育优势，通过具体的教学纲要进行消化，实施整合，这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出得去回得来”，“中国核世界流”。双语学校的努力方向不应该只是满足于把孩子送出去。
新高考倒逼教学改革还需很长的准备期
《21世纪》：国内教育方面，现在家长都非常关注新高考，有的也比较焦虑。您对新高考如何评价？上海目前的试点效果如何？
唐盛昌：刚才说国内的双语教学不仅是思想的整合更要做课程的深度整合，那么现在新高考的思路就是坚持从国情出发整合世界教育中的有用而且我们可以用的思想。我个人认为，新高考的趋势是正确的。从现在上海、浙江操作情况来看，虽然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总体上的操作是可行的。有几个关键点：一是选择性提高了。出现了合格考、等级考，这是一个信号，念同一个学科的学生水平可以不同，这是重要的一步。另外，例如浙江是“7选3”，上海是“6选3”，学生可以在六门科目中选择三门来考试，这等于将学生的选择权大幅度提升了。从这个角度看，让我们的学习更适合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和潜能，这正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二是综合评价。原来我们只看学生考试成绩，现在要把综合评价考虑进来，这也是非常大的亮点。因为我们的教育方针讲究的是“立德树人”，原来的高考只有一个维度，而现在就有德智体美等多个维度了。例如上海现在强调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提供一定的平台开展社会活动。
对于新高考，社会上各种说法都有，但我的判断是，从总体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不会吃亏。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形式更加符合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对于发展道路中碰到的各种问题，随着时间推移、经验积累，会逐渐得到解决，我们的教育思路、课程设置也会逐步得到提高。
《21世纪》：新高考作为指挥棒，对学校的教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唐盛昌：从实际操作来说，新高考对整个教学改革进行了倒逼，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若实行等级考，固定班级的形式做不了，必须要部分走班，有的学校实行大规模的走班。走班制或部分走班制就成为一种必然。部分学校步子跨得较大，走班制实行得比较彻底。
第二，从现状看，对于把学科重要性按高考中的权重来进行划分的思路有一定的改变。语数外作为基础学科得到了坚持，而对于理化生，传统观点认为物理化学比较重要，生物则没那么重要，主要依靠人为的感觉。但现在则不同，“7选3”、“6选3”中，无论选择哪一门科目，都是等价的。我认为不同学科对人的未来发展起到的作用是因人而异的，而现在的模式就形成了学科地位平等的局面。从另外一个角度，原来大家认为没那么重要，但学生感兴趣的一些科目，例如地理，它的地位就得到了提升。
第三，整个改革的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变化。更重视“立德树人”，还有诚信。社会实践不能随便盖章作假，学生对社会实践的投入程度都不一样了。不仅仅只局限在学科，还要考虑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还有对于能力的培养，如创造性思维、批判精神，都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但也出现了一些冲击，有的学校不适应，排课表的复杂程度大幅度提升，师资力量不够了，编制不够了，一连串的问题都浮现出来。这些问题是发展中必然存在的，上海市、浙江省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21世纪》：现在一些地方在推行走班制，而新高考无疑会强化这种趋势，这会有什么后续影响？
唐盛昌：当课程具有比价高的选择性之后，走班制就是一种必然。走班以后，教学的班级数量会增加，接下来就会出现小班制。另外，学生学习的科目不同，如何进行评价？于是，学分制就出现了。不同学分、不同水平、不同科目，如何评价谁好谁坏呢？就又出现了绩点制。所以，选择多了以后，必然会出现走班制、小班制、学分制、绩点制。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除了上述制度，还出现了一些以前其他国家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导师制。原来一个班级只有一个班主任，但现在差异太大，一个班主任没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不少学校出现了导师制。一个班级有几个导师，每个导师负责不同的学生。其他的国家我还没见过这个情况，但我们这里已经出现了。这对师资要求就更高了，教师要考虑等级考、合格考这些差异很大的情况。所以这是一种“倒逼”，考试制度、评价体系的改革必然倒逼学校的运行模式、教学环节的全面变化。
《21世纪》：按照方案，新高考2017年全面推进。一些地区的师资如何跟上？
唐盛昌：各省的教育部门对此都非常关注。现在两个省为试点，2016年会有更多的省加入进来成为试点。现在对于教育资源不那么丰富的地区进行调研，正在努力尝试解决这个问题。除此以外，还有很多问题。例如，浙江对走班制做了很多准备，推行起来比较容易，可是有的地区对于选择性、走班很陌生，那该如何推行？这些问题都已经预见到了，所以并不是一刀切，而是分步实行。需要方方面面的准备，还需要很长的准备期。(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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