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招生跨省调控如何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5月5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里面披露了12个省市共16万个省外招生计划,其中湖北、江苏两省就占了7.8万个。
针对外界的疑问,5月14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安排支援中西部地区协作计划,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各支援省份近年来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年提高。
江苏、湖北两地教育厅也发表官方意见称:“本一本二等各批次招收江苏学生的计划规模均不减少”、湖北“本科录取率不低于去年,一本录取率绝对不低于去年。”这样的回复打消了两地考生本科录取名额被挤占的顾虑。
不过,多名受访的教育学专家认为,要想根本解决教育不均衡,除了跨省调剂机制,更要完善高校的自主招生。
本地考生的录取机会基本持平
4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补“短板”,提出扩大中西部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5月5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通知》正是贯彻了这样的思路。
《通知》提出,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应在上年常规跨省生源计划和2016年协作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面向部分中西部省(区)的生源计划。
《通知》还以附件形式发布了《2016年部分地区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下称《调控方案》),其中湖北、江苏、浙江等12个省区市的16万个生源计划将被调入山西、河南、贵州等10个省区。调出省中,湖北、江苏的数量分别为4万和3.8万个。
(来源:《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
这样的跨省调控一直存在。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公布的《调控方案》并不是全国2016年高招跨省调控的全貌,因为未列入表中的省份肯定也要进行跨省招生。这也不是湖北、江苏等12个省区市跨省招生的全貌,因为这份《调控方案》只公布了它们面向10个省区的跨省调剂。
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公布《调控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为支援中西部地区提高录取率所作的努力。
比如方案中,湖北、江苏调入生源最多的省份分别为贵州、云南、江西,这3个西部省就占了湖北、江苏表中调出生源总数的49.7%。
那么,为什么要从这12个省区市调出指标?《通知》里明确指出,是因为这些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丰富、2016年升学压力较小。
比如,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江苏省高考考生人数创下历年最低。2016年江苏省高考报名人数36.04万,比去年减少3.25万,减幅为8.27%。相比7年前,江苏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因此,2016年江苏省各高校将累计调出3.8万人,比去年增加2.1万人,其中本科调出招生计划9000人。
湖北省教育厅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国家下达湖北省属高校本科招生计划比去年增加2300人,而湖北省2016年高考报名人数36.15万人,比去年减少近7000人。
也就是说,这些调剂给中西部地区的招生名额来自增量。同时,“这些名额的绝大部分是专科,这实际上并不损害大部分江苏、湖北等地考生的利益,因为在这些地区,专科学校的供给大于需求,但对西部地区考生来说,则给他们提供了到东部发达地区学习并留下就业的机会。”一名教育学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与此同时,尽管在《调控方案》中,湖北、江苏的调出名额共为7.8万个,但这并不意味着湖北、江苏是净调出省。
5月7日,湖北省教育厅网站回应称,往年“我省地方高校出省招生计划与外省地方高校投放湖北的招生计划大致持平,今年地方高校招生计划进出省数量将继续保持大致平衡”。
湖北省教育厅还在3天后进一步回应称,同时通过调控,保证出省计划和进省计划的院校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大致相当。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在缩小
也就是说,湖北、江苏等省份,真正的净调出名额,实际上是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协作计划等专项计划。那么,这些专项计划的效果如何呢?
从2008年起,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推行了“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下称“协作计划”)”。每年专门安排增量计划,由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录取率较高省份的高校承担,面向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录取率较低的中西部省份和人口大省招生。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5月14日表示,通过多年努力,省际高考录取率差距明显缩小,2015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10年的15.3个百分点缩小到5个百分点以内。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根据近年高考招生计划整理)
2015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小萍等人以近年来“985工程”高校为对象,考察了协作计划的效果。
张小萍介绍,与2012年相比,2014年协作计划输出省份“985工程”高校招生减少5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协作计划输入省份招生增长接近12个百分点。她认为,“招生协作计划”的实施,大幅度增加了中西部地区考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进而促进教育公平。
如此看来,协作计划和跨省调剂既没有减少湖北、江苏等省的录取人数,又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录取人数。
不过,教育不均衡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就能解决,以“985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高校招生数据来看,张小萍的数据显示,尽管整体录取率的差距在缩小,但2012年和2014年,“985工程”高校录取率最高的,一直是天津、北京、上海。这三个地区录取率均保持在4%-6%,接近全国平均录取率的3倍左右,是人口大省河南、山西、安徽的3倍左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虽然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但江苏的高考一本录取率只有10%左右,远低于北京和上海——北京和上海早已超过20%。
关键在于政府放权
储朝晖认为,高考招生不能总是依靠政府部门的指标调剂,而是应该加强学校自主,在高校和考生之间形成平衡机制。
上述教育学者介绍,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招生来源计划的编制模式是,由高校制定招生方案,报教育部汇总并转发给各省招办,按“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体制进行录取,但事实上,国家制定的总的招生规模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起着重要作用。
河南是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水平曾一直落后。为此,2007年,河南省一名副省长还专门带队多次进京反映。终于在2007年,国家核定河南省普通本专科招生规模32.62万人,比上年增长8.37% ,在此基础上,河南省政府才安排当年招生计划36万人。
《河南教育年鉴2008年》记载,为了争取省外地方高校多向河南省投放计划,教育厅主动向兄弟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和各学校寄发新年贺信1600余封,积极推介河南考生。
上述教育学者认为,这种计划分配机制带来的各地地方政府“跑指标”现象,使得跨省调剂存在暗箱分配的可能。
《天津教育年鉴2011年》记载,2010年,天津市属高校获得教育部及外省市调剂计划115660人,实际招生120411人,超额完成招生计划。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国民航大学3所教育部直属高校计划12760人,实际招生12648人,没有完成招生计划。
市属高校和部属高校招生“一盈一亏”说明,按省分配、行政计划式的招生机制存在弊端。
“教育改革的方向是放权,而不是收权。中央教育部门的权力向地方放、政府的教育权力向学校放、教育部门的权力向社会放。”上述教育学者说。
对此,熊丙奇认为,应该打破现在的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采取“全国统一高考、高校自主招生”的措施,考生在任何地方可自由报考,再以统一考试成绩去自主申请大学,大学独立进行评价、录取。
“高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录取制度改革,录取制度改革是权力结构的调整,需要政府放权”,熊丙奇说,“分省录取本身就会带来教育不均衡,在分省录取的框架下不管怎样分配指标都是不公平。”
(作者:王峰 编辑:吴红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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