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专栏丨从罗兹访谈看美国政府的信息操控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沈逸

5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的访谈，介绍这个被誉为奥巴马“文胆”的年轻人如何在网络时代为美国媒体重述外交故事，在此过程中，为了讲好故事，可以对事实作出修改，而罗兹本人据说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了对昔日被称为“无冕之王”的某种蔑视：“现在情况变了。他们打来电话，让我们跟他们解释莫斯科和开罗正在发生什么事。大多数媒体会在华盛顿报道世界新闻。采访我们的记者一般也就27岁，他们唯一的从业经验就是报道过政治竞选活动。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懂。”而职业化的美国外交官团队，则被罗兹认为是某种“赘肉”般的存在。

可以合理想象的是，罗兹的“妄言”在不经意间扮演了《国王的新衣》中的那个孩子，以意料之外的方式，说出了长期事实上存在的真相。毕竟作为一线的从业人员，罗兹“除了美国总统本人之外，罗兹是打造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人，没有之一”。显然，现有的资料并不足以推论罗兹基于何种原因作出上述表态，但显然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出版的《操纵圈》一书，以及阿桑奇、斯诺登以不同方式和美国媒体产生互动之后，再度暴露在全球读者眼前的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真相的一个真实的横断面。

对美国政府和媒体关系的理解，最终还是需要结合新闻传播领域的专业教科书、理论研究成果，以及各种鲜活的实例进行综合的判断。整体而言，在不同议题领域，形成了不同的游戏规则：在事关国家安全、外交等国家利益的核心领域，政府保持了对媒体的影响，乃至可以实现某种形式的操控。这种操控，是通过对真实信息来源的掌控，文本的加工能力，以及与媒体之间灵活、丰富的沟通机制来共同实现的。这种操控，遵循充分体现新闻专业主义的技巧展开，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战略沟通。

从有限的描述中，可以发现，新媒体的高速发展，及其与传统媒体的深度融合，在外交、国家安全等领域产生的效果，是削弱了新闻媒体进行真正意义上独立、深度调查报道的能力。过度激化的新闻产业竞争，将信息发布的速度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便利的信息发布渠道，反而成为记者不再深入实地现场，展开依靠碎片化社交媒体进行远距离键盘采访与复制粘贴式独立调查的契机。罗兹的回答，展现了美国政府眼中的战略机遇：继续发挥政府在信息领域的不对称优势，借助选择性的提供强调故事性的新闻素材，引导媒体进行选择性的报道。

操控媒体，在国家安全战略相关议题领域形成有利的舆论环境，并非全新的实践：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依靠14岁科威特女孩提供的“纳依兰证词”，美国行政当局成功游说国会授权发动海湾战争，在这次宣传中，被修剪的事实，是纳依兰“科威特驻美国大使女儿”的真实身份被“科威特平民、现场目击者”所取代；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场，高举装着土壤、水样本的小瓶子，分享着据称是拦截自伊拉克军官之间的语音通讯信号，以及各种照片，“证明”萨达姆违规拥有大杀器，被修订的事实，就是在战后伊拉克掘地三尺的搜索行动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迄今为止仍然找不到。

这种对信息的操控，一方面是美国官僚政治传统作业的产物，如国会议员计划出书披露的那样，美国民众被看做是一种可以被操弄的存在；另一方面，也确实可以带来显著的短期收益，这种收益让美国行政部门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但是，从中长期看，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种短期修订可能导致美国国家利益在中长期遭遇失去制衡之后导致更加实质性的损失。

相比对美国国内的信息操控，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更严峻挑战，是美国在不同程度上在全球舆论环境中运用相关的信息操控技巧，展开的非常规心理性行动。1995年美国国防部负责低烈度冲突与隐秘行动副部长办公室的战略评估助理就撰写过题为《互联网：战略评估》的报告，指出互联网的进攻性运用，可以用信息发布的方式，达成原先必须通过投送特种部队才能达到的效果，即煽动受众起来展开行动。

罗兹的访谈从一线从业人员的角度，披露了美国政府信息操控的具体实践。这是信息技术革命宏观背景下的一种全新发展，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如何真正有效的去设定国家安全的边界，避免因为各种原因滥用这种技术赋予的新能力，并使其真正服务于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

(编辑 张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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