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在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蚂蚁金服主办“新供给经济转型与消费升级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表示，中国曾经历过近30年的节俭悖论，消费占GDP比重连年下降，直到2010年开始出现拐点。姚余栋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同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正在发生，在两者叠加效应下，劳...
5月21日，在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蚂蚁金服主办“新供给经济转型与消费升级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表示，中国曾经历过近30年的节俭悖论，消费占GDP比重连年下降，直到2010年开始出现拐点。
姚余栋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同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正在发生，在两者叠加效应下，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例将会沿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和韩国的路径出现反转，网络消费的快速增长正在见证中国经济成功向消费主导和服务业拉动的经济成功转型，这将为整个中国经济的消费注入强劲动力，助推中国走出节俭悖论。
以下为姚余栋发言实录（有删节）
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样一个悖论，几千年来中国人特别的勤劳。勤劳会有一个叫做“节俭悖论”的现象，这是凯恩斯说的。他举例子说很久以前有一群蜜蜂过着挥霍奢华的生活，整个蜜蜂王国兴旺发达，百业昌盛。后来从遥远的地方来了一只老蜜蜂劝导挥霍奢华的蜂群勤俭持家，于是蜂群开始崇尚节俭朴素，结果整个蜜蜂王国经济凋蔽。
凯恩斯通过“蜜蜂寓言”说明消费对经济的最终拉动作用。普遍的每个个体的过度节俭将难以推陈出新，难以带来最终的经济繁荣以及增加社会财富。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合成谬误，对个人来说这种节俭是一种最佳行为。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过度节俭，就会出现合成谬误，对社会来说是次优结果，这就是经济学家普遍说的“节俭悖论”。
以前我们一直探讨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节俭悖论”。2010年前是有的，1981年我们最终消费占GDP比例是67%，连续降了30年，一直到2010年，当时应该下降到49%左右，30年一直在下降。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有一个“节俭悖论”，我们转型如此之艰难，因为消费占比一直在下降。
2010年起出现一个令人惊喜的拐点，消费的占比从2010年的49.1%左右到2015年的51.6%。虽然回升不是很大，但是已经在回升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节俭悖论”。
我想跟大家报告和解释一下我们理解的它的原因所在。大家手里的我和李宏瑾合著的《梅花与牡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消费崛起》，我们提出的理论，中国是二元经济和可贸易部门的双重叠加，刘易斯拐点已经过去了，同时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正在发生。
刘易斯拐点过去以后，我们的一些中低端的劳动力也出现短缺。今年关于农民工的报道显示，农民工的增长已经非常缓慢，可能短期稳定在1.8亿左右，增长速度在1%左右。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了。
巴拉萨-萨谬尔森效应也发生了，我们制造业在走向中高端，拉升整个非贸易部门，主要指的服务部门的劳动力，可贸易部门主要是制造业。
这两种效益叠加会产生什么呢？这本书里预计的会产生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例有一个反转，一定是两种叠加的时候产生的。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同时出现会导致劳动者收入占GDP比例出现反转。
全球来看，从1980年左右，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劳动者收入占比一直在下降，而中国可能是一个反例，会出现反转。我们认为这个情况将会为整个中国经济的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大家可能觉得将来中国是L型增长，L型增长消费还会强劲吗？增速在下降，这个大饼中劳动者收入的占比在上升。上升以后某种程度弥补了增速的下降。由于这两种效应的作用，收入增速下降但占比上升，我们的消费是比较强劲坚韧的，这就是基本逻辑：“饼”的增速在下降，但是劳动收入在“饼”的分配中占比在上升，两个是一个此消彼长，中间是一个对冲的效应。
由此我们觉得这个情况会导致中国经济步入跟韩国（1987年）、日本（1969年）的后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和韩国也出现了一个消费反转。我们认为背后它那种消费强劲不光是中国向消费转型，也是劳动者收入在整个GDP中的占比得到了提升。
今天发布的新供给和蚂蚁网络消费指数关注了正在迅速崛起的网络消费，在居民消费中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我们社零消费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通过这一指数的发布，应该说不仅有助于我们认清网络消费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宏观经济的变化。套用一句哲人的语言，“指数是刻板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供给—蚂蚁网络消费指数必将以权威、精准、前瞻的姿态见证中国经济成功向消费主导和服务业拉动的经济成功转型，见证中国经济由梅花时代走向不忘却梅花精神的牡丹时代。谢谢大家。
（编辑：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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