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环保局、交通委在北京市政协召开的雾霾治理问题提案办理协商会上表示，已初步制定北京市交通拥堵收费...
近日，北京市环保局、交通委在北京市政协召开的雾霾治理问题提案办理协商会上表示，已初步制定北京市交通拥堵收费政策方案和技术方案，目前正在组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论证。
近年来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愈演愈烈，这显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如城市人口过多、道路资源稀缺、公共交通设施不完善、规划不合理等，同时，居民的一些出行习惯，比如没有拼车等共享经济意识、不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等，也加剧了城市的拥堵。解决拥堵问题应该从多方面入手，而拥堵费是一种最后的救济手段，因为这相当于直接对居民出行“加税”，事关重大而且对出行者有普遍性的影响，所以应该在其他方式都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才研究实施，并经过严密的论证、听证等合法程序。
同时，拥堵费的出台还应该注意吸取以前相关政策的经验教训。比如北京等城市在实行单双号限行、限购、提高停车费等举措之后，对缓解拥堵的作用比较有限，这也充分说明了行政性措施的局限性。不仅如此，这些行政性措施还可能有比较大的负面效果，比如根据户籍等标准来实行，容易造成对某些居民的不公正，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对立情绪，同时也是对公民自由交易权的一种损害。考虑到这些前车之鉴，制定拥堵费也必须慎之又慎，不能重蹈覆辙。
当然，拥堵费与限购等行政性措施不同，因为其以价格作为调节手段，而不是一刀切，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具灵活性和可行性，可调整性也比较高，而且在国际上也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比如新加坡。不过，北京等城市在借鉴新加坡经验之前，也应该对其有完整透彻的了解，并学习其中的精髓而不仅仅是皮毛。毕竟新加坡是个小城市，而且征收拥堵费的城市面积有限，同时，拥堵费的费率也会根据实施效果和市民的反馈而进行不断的调整，形成一种动态的博弈过程。相比而言，因为在我国，政府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和监督的情况普遍存在，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造成只征收而不根据形势变化调整，费率只上升不下降等现象的出现，这难免被居民视为一种变相的增加民众出行负担的行为。
同时，我们不能以“刻舟求剑”的静止心态看待道路空间与居民驾车需求之间的矛盾，必须考虑如何提高交通资源的增量。治理城市拥堵应该从增加道路资源和引导出行行为两方面同时入手，征收拥堵费只是在后一方面，而在前一方面，增加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已有设施进行科学、智能化的管理以提高效率，也是很重要的做法，而且可能取得的效果会更高。另外，考虑到政府公车占据了很多交通资源的情况，也必须确保拥堵费征收的公平性，对所有的车辆一视同仁，而不能让一些本来就不享受太多道路资源的居民，过度承担治理城市拥堵问题的成本。此外，拥堵费还有一些细节性的技术问题，比如在划定区域内的居民，其出行必然要更多地经过这些地区，如果对他们不实行特殊对待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这些细节性问题必须经过详细的考察论证。
此外，征收拥堵费也必须考虑到相关的合法性问题。近年来地方政府以一些地方法规限制居民交易自由、增加新的税费的做法，已经变得突出并引起了很多诟病，拥堵费也不应落入这个窠臼之中。根据《立法法》等法律的规定，带有征税和限制公民交易自由性质的措施，必须由高阶层的法律来设定。如果在考察之后政府认为确有必要征收拥堵费，其制定应该成为依法设费的典范。
在世界范围内，拥堵费被视为“治堵的最后一张王牌”，既然是王牌，我们就有必要严谨地确定打出它的时机，确保它打出来既准又狠，好钢用到刀刃上，否则就会造成浪费。如果被寄予厚望的拥堵费未能真正让老百姓的出行变得更方便，地方公信力和法治权威必将受到损害，而有效的事前论证和合理科学的制度设计，才是确保拥堵费真正实现治堵效果的重要保障。(编辑 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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