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广州的服务业现在的缺陷是传统的批发零售业较多，而文化创意、金融业等并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因而，广州的“进三”不能停留在批发业上，而是要融入创新、融入高科技，实现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自从1990年反超天津成为内地经济第三大城市以来，广州在国内的战略定位就显得举足轻重。2008年，国务院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广州被正式冠上“中心城市”的名头，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并举；而2016年，随着《广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广州的定位升格为“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这座“重要”的中心城市，如何明确自身定位，又如何规划城市的内部布局？其布局规划，又如何影响城市的发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专访了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市社科院高级研究员谈锦钊。谈锦钊是城市规划研究者，曾出版过论述广州中心城市定位的专著，并参与过“广（州）佛（山）同城化”方案的设计研究。他认为，相比较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广州的城市容量更大，平稳上涨的房屋价格更显亲民；而国务院规划对广州的人口、用地总量控制也比北上深宽松。在人才引进、城市扩张更有优势，经济后劲更足。
不过，谈锦钊也指出，广州容纳人口越多，中心城区的房价会越来越高，房价将成为人才去留的重要杠杆。而由于广州新城区的土地供应充足，在可预计的未来，新的居民集聚区将在广州的周边城区以及周边城市毗邻广州的区域出现。
广州的核心功能在产业带动
《21世纪》：近期，北京提出疏解非首都功能，而上海也提出疏解非核心功能，而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却无此方面的具体打算。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广州定位“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应该怎么理解它的核心功能？
谈锦钊：顶层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思路不再是中小城市均衡发展，而发展特大城市，再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城市组团，以特大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在“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的规划中，广州就是华南城市群核心的特大城市。从区域上说，广州的“中心”作用体现为两个“扇面”，即对内吸纳、带动中南、西南地区城市人口就业和产业发展，对外则是与临近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生紧密的经济联系。辐射范围之广，是国内许多中心城市未能达到的，因而加上“重要”的定语，以体现广州地位之重。
城市群的城镇化进程，要先完成中心的特大城市建设，其后才有往外疏导的说法。而广州主要还处在重点建设特大城市的阶段，往前发展还有容量，因而不必像北京、上海那样疏导核心功能。
广州作为工商业龙头城市，其核心功能体现在产业对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加之广州城市容量较大，因而不能像一些大型城市那样放弃制造业，同时广州还应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广州强大的产业链和消费市场，将使得周边城市的市场主体与之形成上下游链条或者本地生产-广州销售的关系。
《21世纪》：从2009年开始，广州与佛山两市启动“广佛同城化”；近年来，广州同清远的“广清一体化”也在重点推进。与周边城市的两个一体化战略，对巩固广州“重要中心城市”的地位有帮助吗？
谈锦钊：广佛同城化和广清一体化，恰恰体现了广州作为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两种路径。
广州和佛山在民间早有紧密联系。历史上，南海、番禺、顺德民众富裕后迁往省城广州居住，带动了荔湾、芳村等广州西部城区的城镇化。广佛之间的人才交流和文化融合早已成型。放在今天看，广佛还存在产业互补关系。佛山市是专业的制造业基地；广州则是佛山制造业的主要市场和资讯的来源地，佛山为广州大众市场提供家具、灯饰等商品，也为广州大型制造业企业提供中低端零部件。而在佛山从制造业往商业发展的道路上，广州也能为其提供实用的经验。因而，这两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多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平等”关系。
广州和清远则很不一样，清远需要广州的帮扶和资源输入，两座城市民间的交流和文化融合并不深。广州通过产能、企业、人才和资金等的转移输入，把一部分城市功能转移给清远南部，帮助其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一个中心城镇，更好地带动周边城镇发展。这更多需要行政手段预先推动。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的发展要以生产力发展规律为主导，自然合理地分布，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广佛同城化、广清一体化，还是现在提的广（州）佛（山）肇（庆）经济圈的形成需要按照规律办事，让城市与城市根据市场的变动，自然地形成产业合理的布局。
广州人口、用地红线比较宽松
《21世纪》：《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国务院给广州划了一条线，到2020年，广州市域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以内，市域建设用地控制在1772平方公里以内，其中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在1559平方公里以内。这一系列的控制指标会对广州城市发展有限制吗？
谈锦钊：对广州来说，国家划定的常住人口、市域建设用地和城镇建设用地三条红线非常宽松，广州的发展几乎不大可能触碰到控制的红线。而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等大城市或者人口密度要比广州大，或者土地资源比广州要少，总量控制红线又没有广州宽松。因而，相比之下广州人才引进、城市扩张的容量更大，经济后劲更足。
刚改革开放时，广州常住人口大约30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大约100万，占比约1/3；但现在为止，广州的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比重都是780万左右，约为1：1。从巴黎、东京等超大型城市的经验来看，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倒挂必将出现，未来广州可能出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1：2的比重。而国家划定的1800万总量意味着广州今后五年还有400万的容量，平均每年有约80万，这样的增长空间足以支撑广州经济的发展。至于用地方面，从化、增城撤市设区纳入广州市区之后，广州城区面积扩张了一半以上，也足以支撑城市的用地需求。
人才是城市竞争的关键资源。一直以来，广州吸引人才依靠的更多是“软环境”，包括南方温暖的气候、人居环境、包容的文化和性价比较高的房价。不过，广州容纳人口越多，中心城区的房价会越来越高，房价将成为人才去留的重要杠杆。而由于广州新城区的土地供应充足，未来将有更多的人居住在周边的新城区，或者与广州接壤的佛山、清远等地。这也就是说，在可预计的未来，新的居民集聚区将在广州的周边城区以及周边城市毗邻广州的区域出现。如此一来，城市内部通勤手段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广州市政府需要加大马力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21世纪》：在中心城区地价抬升的背景下，广州的城镇化相比其它一线城市有何特殊路径？
谈锦钊：广州的城镇化，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关联在一起的。如果把广州当做华南城市群的中心，那么广州老城区、市中心方圆100公里以内的区域就可当成中心城市的核心区。核心区土地空间有限，地价抬升是趋势，这就需要土地增值利用率高、附加值高的产业。结合广州“千年商都”的特色，比较好的规划是在市中心发展商贸业，以大型商场等商业牵头，商业、旅游、文化融合发展。
从比重来看，广州服务业的比重已超过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了70%以上。但广州实行“退二进三”，不能完全放弃制造业，只发展服务业，而是要把低端的传统工业去掉，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来。这是由广州自身资源禀赋决定的，周边城市需要广州工业的带动，而广州自身的经济增长也需要工业的支撑。因而，广州的产业布局预计会呈现中心发展商业、旅游、文化，周边城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的态势。
需要指出的是，广州的服务业现在的缺陷是传统的批发零售业较多，而文化创意、金融业等并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因而，广州的“进三”不能停留在批发业上，而是要融入创新、融入高科技，实现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更进一步讲，广州要让三大产业产生深入的互动融合，通过高新技术促进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借助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推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产品。
（编辑：郑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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