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在人民币汇率预期稳定之前，切勿忽视保护外汇储备的重大意义。一国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保护自身的外汇储备都...
八、在人民币汇率预期稳定之前，切勿忽视保护外汇储备的重大意义。
一国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保护自身的外汇储备都很重要。就维持汇率稳定而言，则主要着眼于维持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的实际有效汇率的稳定。有时候汇率稳定和外汇储备雄厚是可以兼得的，但如果一国面对稳定名义汇率和稳定外汇储备变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舍汇率，保储备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切勿因维持汇率，尤其是虚幻的名义汇率的稳定，而耗尽千辛万苦积攒的外汇储备。
一是我们可以观察过去20年，一些经济体面临稳汇率和保储备冲突时的政策选择。首先是东亚危机前的泰国，为了维持泰铢汇率的稳定，泰国几乎耗尽了其约400亿美元的外汇（和泰国经济规模相比，其外储已足够雄厚），最终仍然不得不弃守泰铢名义汇率，这种汇率和储备双失的政策选择非常令人痛苦。其次是香港面对对冲基金冲击时的港币汇率保卫战，不仅香港特区政府消耗了大量外储，香港联系汇率制得以存续，也和内地政府及金融机构的介入支持力度相关。香港和内地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两个例子令人反思名义汇率是否是值得全力守护的政策目标？稳汇率本身是否掩盖了更深的政策缺陷，例如当时泰国金融开放的失当之处，最后是受到西方制裁和油价暴跌双重冲击的俄罗斯，最终选择了任由卢布贬值和通胀上升，但珍惜和保护外汇储备的策略。如今回头看，三个案例中，也许俄罗斯的选择最为明智。
二是我们不妨看是什么因素导致人们对稳定名义汇率的偏好。名义汇率相对虚幻，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的名义汇率波动，有时在一年内波幅甚至超过10%。但仍有许多国家，甚至一些小国对汇率波动充满恐惧。浮动恐惧的原因和错综复杂，有的出自对名义GDP的追求，似乎本币一贬值，用美元折算的GDP就会大缩水；有的是出自对资本外逃的忧虑，担心本土投资被削弱等等，不一而足，但很可能，消耗大量外汇储备支持名义汇率，是为了掩盖建立在相对固定的名义汇率之上的更多更深的政策错误。例如东亚危机前的泰国，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泰铢汇率，不断开放的曼谷金融便利，使外资金融机构看到了泰国境内较高的泰铢利率，和境外较低的美元利率之间，存在着无风险套利的机会。要消除无风险套利就必须纠正泰铢汇率形成机制。在中国广泛存在的对名义汇率浮动恐惧可能有更多原因，其中如何看待用美元衡量的GDP和人均收入，可能是重要却虚幻的目标之一。
三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名义汇率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是可以借助经济转型的成功而逐步修复的。但是外汇储备，很大程度上是多年改革开放日积月累的辛苦成果，一旦失去，要再积攒起来，难比登天。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的硬实力，而稳定的本币名义汇率不会被纳入国家实力之中。过去不足两年，中国外汇储备从接近四万亿美元的峰值直线滑坡了8000亿美元，几乎可以买下整个IMF。
如果汇率和外储不可兼得，那么必须警惕地审视依附在汇率政策之上的更多政策错配，同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外汇储备，鉴于外汇储备一方面既是官方部门的储备资产，同时也是对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的负债，中国外汇储备兼有的资产性和债务性，使保护外汇储备对中国尤为重要。在我们看来，当下中国努力主动平衡欧中、美中贸易的失衡，改善以主权债（尤其是美国国债）为主的外储资产管理体制也许是必然的，
九、在房地产去库存目标达成之前，切勿妄动房产税等莫测工具。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国房地产在过去20年有了惊人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巨大争议。楼市帮助地方政府获得巨额的涉房税费收入，楼市帮助业主改善了生活或获得巨大的房产增值收益，房地产金融成为金融行业极其重要的业务板块，但中国人仍然对于楼市又爱又恨。当下房地产也显著地影响着经济转型的进程。
一是全球房地产价格都在上升，中国市场只是其中的局部。当我们抱怨中国一线城市房价迅速上升时，可能忽视了全球主要城市，房价都有明显回升，其中甚至包括了经济和人口持续负增长的东京都市圈。全球主要城市的房价在过去4年的升幅可能在约40%甚至更高。这很有可能是各国央行数量宽松之后，继续推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所致，折射出全球增长疲弱背景下的资产泡沫。中国经济，货币和楼市的关系和全球趋势大致同步，可能并非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
二是中国楼市持续泡沫化的主要影响可能在于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房地产金融泡沫的影响可能尚在其次。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环境没有大变化，那么楼市持续高温或将延续一段时间。由于中低收入阶层不拥有较多的股票债券房屋等资产，因此也就无法从资产价格膨胀中受益。假设北上广深市区能够住人的便宜住宅最低为每套300万元，那么房价每年上涨5%－10%就意味着15万-30万元/年，这已超出了大多数年轻人的年薪，在收入赶不上房价的压力下，这些年轻人的父母被迫承担子女的部分购房资金，这既加剧了有产阶层和工薪阶层的分化，也加剧了财富向一线城市的集中，甚至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和焦虑感。同时，我们可能需要区别房地产泡沫和房地产金融泡沫。以美国为例，其房价大致已超越了次贷危机前的水平，房地产过去四年持续景气回升，但次贷危机中形成的房地产金融泡沫类的有毒资产并没有得到有效清理。看起来，推动房地产本身过于金融化，衍生化的房地产金融泡沫，往往比单纯的房价涨跌的地产泡沫更可怕。
三是中国楼市面临沉重的去库存压力，涉房政策处理不慎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式的政策后果。中国楼市的库存不是7亿平米的待售，而是将近50亿平米，至少需要3-4年的艰难去库存，因此涉房政策调整必须服从去库存这个严峻现实。目前争议较多的是房产税是否应加速推出以抑制地产泡沫？我们对此持否定态度。原因一在于房产税属持有环节的税收，即便0.5%的税率，也意味着以70年产权计，房产税使房产市值的35%将转为政府税收收入，考虑到目前中国大约仅2%的租金房价比，房产税显然将立即对房价构成沉重压力。原因二在于巨大库存和房价下跌并存，可能挑战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逻辑。估计中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房企开发贷款，公积金贷款等余额，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涉房金融余额，累计大约在35－40万亿，占据中国金融业业务占比的约20%-25%。不仅如此，金融风险管理的逻辑在于抵质押物，几乎所有抵押物都是土地厂房等的不动产，商品房价格的下跌势必也拖累工业用地和产业地产的下跌，从而使金融机构的抵押物整体缩水，这有可能动摇其风险管理的逻辑与根基。原因三在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多次抽样调查，中国城镇居民约60%-70%的家庭财产为住宅，房价下跌有可能使中产阶级家庭财产显缩水。因此在楼市库存问题解决之前，不应使用制造问题或者使问题复杂化的方式，来作为解决问题的答案。楼市去库存目标完成之后，包括房产税等涉房政策调整的时机才逐渐成熟。
十、在迷恋于分享经济等新词汇之际，切勿忘记其依托于法治和分工的本质。
现在分享经济，零边际成本社会，数字地球等各种和互联网相关的新颖词汇不断涌现，我无意否定互联网对人类发展的几乎颠覆性的重大意义，而新词汇的本质往往是老办法。所谓分享经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看看百年前政治经济学家巴师夏在《和谐经济论》中的一段描述，每天清晨，你起床，穿衣，面包鸡蛋咖啡，然后穿上皮鞋出门，走在没有路灯的马路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巴师夏指出，其实房子不是你盖的，衣服不是你种棉纺织裁剪的，面包鸡蛋咖啡不是你耕作饲养加工的，皮鞋不是你做的，路灯不是你安的，马路也不是你铺设的。你所享用的这一切，仅仅在于你认真做好了你的那一份工作而已。百年前的这种描述，清楚地说出了，工业革命创造巨大财富的奥秘可能在于法治和分工。
复杂的产品和服务被分解为标准件，工序和流程，使得每个劳动者可以专注精细，不用承担过于复杂艰辛的劳动。但分工带来分享的同时，也带来了相互依赖和怀疑，你会怀疑房屋会否倒塌，食品是否安全，交通是否顺畅安全，因此因城市化、工业化而集聚的人群，对契约精神的要求得以凸显，而良好的法治是保证合约诚实制定、履行和违约处分的决定性力量。经济学家中也流传着“一支铅笔的故事”，它用和巴师夏如出一辙的逻辑，显示了脱离分工和法治，在聪明的现代人，终其一生的劳动，甚至不能产生一支铅笔，一枚缝衣针。据此，我们可以和分享经济等新鲜大词做比较。
如果我们喜欢分享经济等庞大的新词汇，那么我们也许需要意识为，未来的互联网，互联网等所构成的数字地球，必然是基于实名的多层复杂网络，其极端有序性天然地排斥一切匿名节点和连接。在此无法赘叙。落实到政策层面，我们需要关注，银行卡，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账号，微信号，SIM卡，市民卡，快递包裹等，几乎都起码需要具备可留痕，可追溯的实名机制。甚至在我看来，未来电信企业接受一定程度的金融监管也并非天方夜谭，一个安全可控的可能涉及广泛隐私信息的庞大国民数据库也不是天方夜谭。
这些都需要我们谨慎应对。如果我们不能将新词汇解剖为已有基于概念的重构，那么面对各种新东西，政策层面就难以以变应变。
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十年，其并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威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格决定了中国未来社会文明程度很可能和日韩类似，环顾全球，除北美之外，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可能是全球安全动荡和经济低迷中的另一个避风良港。中国需要承受安全竞争的压力，需要维持相对中高速的增长，需要使得政府体系继续维持在改革开放中的良好运行，需要极其关注收入分配，实体经济和教育体制等问题。如果中国能解决好自己的内部问题，不要去轻易犯下明显的政策失误，那么，中国方案才能为国际社会所认知，中国故事远未结束。(编辑 张立伟)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分享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