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文化冲突中的言论难题

21世纪经济报道 向珉
2016-08-06 07:00

导读:言论自由问题在当前的西欧被重新提出,是西欧国家为新的宗教文化冲突所困的一个重要表征。近期恐怖主义事件在德法等国频繁发生,显示困难程度在不断增加。

向珉 (首都师范大学)

人们对社会分化、分歧与冲突的认识的深化,往往会促进对言论自由问题的复杂性的探索和了解。从西方的历史看,无论是近代言论自由制度的创设,还是近代宗教信仰自由制度的创设,都与欧洲各国对长期宗教冲突和战争的反思与超越有关。弥尔顿的《论言论自由》,便是与试图对英国实施加尔文教派模式的审查的长老教会(Presbyterian)的辩难。有关言论的制度是人类冲突与妥协的产物,这些冲突在今天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这些基本的社会条件意味着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言论自由问题的复杂性。

最近,言论自由问题在西欧重新成为一个热点。其基本背景是,难民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引发了欧洲社会内部的撕裂与各种政治危机,人们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危机。著名专栏作家、牛津大学教授戈登·艾什(Timothy Garton Ash)今年初出版的《言论自由:互联世界的十条准则》(Free Speech: Ten Principles for a Connected World),以及6月初英国《经济学人》刊登相关封面专题报道,都讨论了存在于欧洲内部的言论自由问题。

如果说,三四百年前欧洲面临的主要宗教文化冲突,在于近代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天主教与不同新教教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以及当时新兴的民族国家的介入与影响,那么,今天西欧社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内部的新的宗教文化冲突。二十余年前,亨廷顿曾提出闻名世界的“文明冲突论”,其中尤其指出伊斯兰文明的崛起将使全球政治发生巨大的变化,西方文明将面临如何处理自身与伊斯兰文明长期以来已经存在的冲突的挑战。以前这种所谓文明冲突似乎来自于西方的外部,但是,对于今天的西欧而言,这些矛盾与冲突就在其内部。

这是因为,近三十余年来,西欧各国持续吸纳来自中东等地区的移民,移民在一些国家或地区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移民群体逐渐显示出影响当地选举政治的力量。近年的中东战乱尤其是叙利亚内战形成了严重的难民潮,欧盟曾一度开放吸纳难民,大量难民涌入西欧国家,使得移民问题成为西欧民众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另一方面,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ISIS势力一度大肆扩张,并在欧洲内部形成网络,一些已成为西欧国家公民的少数族裔赴中东参加ISIS,部分重返欧洲,使得恐怖主义成为内在于欧洲社会的重大挑战。这些变化引发了欧洲政治格局的震荡,退欧派在英国离欧公投中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同时极右翼政党在法国、荷兰等国家影响不断上升,欧盟面临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中东移民问题及与此有关的宗教文化冲突,是欧盟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结构失衡、各国程度不一的社会失衡与阶级失衡的一种重要表现。一直以来,相当部分普通移民生活在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难度比较大,这种阶层失衡状况是极端主义思想扩散的重要社会土壤,增加了西欧国家处理内部宗教文化冲突的难度。另一方面,随着伊斯兰裔等少数民族在西欧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断攀升,各种与宗教文化有关的社会矛盾持续发展,也有其特殊性,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阶层分化。

言论自由问题在当前的西欧被重新提出,是西欧国家为新的宗教文化冲突所困的一个重要表征。近期恐怖主义事件在德法等国频繁发生,显示困难程度在不断增加。戈登·艾什的《言论自由》以及此书出版后的诸多书评,反复提及了2015年1月7日发生的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总部遭遇恐怖袭击的事件。

《查理周刊》事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遭遇恐怖主义者的报复与袭击,二是恐袭事件之前,《查理周刊》经常刊登讽刺伊斯兰教创始人的漫画,不断收到读者尤其是伊斯兰裔读者的批评或抗议。恐怖袭击引起了全球性的声援与对恐怖行径的抗议;《查理周刊》收到的一般读者的批评或抗议,则呈现了一般性的宗教与文化冲突的存在,因此在悼念遇难者的过程中,人们也提出尊重多元文化。这一事件尖锐地呈现了,在欧洲存在深刻的宗教文化分歧与矛盾的情况下,涉及此域的言论批评必然要面对这些政治与文化冲突的困局。只要这些政治冲突尚未缓解,相关言论批评就无法自外于社会政治冲突,而必须承受冲突的各种可能后果。

2007年前后,戈登·艾什曾参与一次有全球影响的辩论。当时,出生于非洲索马里的无神论者和活动家赫希·艾丽(Ayaan Hirsi Ali)在欧美演讲,她早年随曾是索马里反对党领袖的父亲辗转非洲多国,1992年流亡欧洲,主张伊斯兰教应该进行现代转型。戈登·艾什当时是其主要批评者之一,他认为赫希·艾丽是一位“启蒙的原教旨主义者”,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相互映照,各为极端,他认为应该对伊斯兰教抱有文化多元主义的态度。在最近这本《言论自由》中,戈登·艾什则认为,《查理周刊》在纪念遇难同事时,应有相应举措表明对言论自由的捍卫。有的评论提及他的这两次意见的区别,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讥评。其实,他的文化多元主义态度和言论自由主张,并未有所调整,不如说,他的这些态度,充分显示了面对尖锐现实冲突时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与言论自由的困难与尴尬。

正是意识到这种危机和挑战,戈登·艾什希望重新讨论言论自由问题。他在此书中提出的多条原则,都试图回应西欧如今面临的宗教文化冲突问题,例如,第二条,“我们既不发出暴力威胁,也不接受暴力恐吓”;第五条,“我们公开表达自己,对人类的各种差异抱有健康的礼貌态度”;第六条,“我们尊重有信仰的人,但未必尊重其信仰的内容”,第十条,“我们为自己做决定,并直面其后果”。这些建议试图通过规范言论的方式来维系言论自由空间,这些规范的有效运行有赖于个体基于理性的自我约束。

由于未必人人都有这种自我约束的意识或意愿,这些建议并不能提供社会冲突与宗教冲突的核心解决方案(作者大概也无意于此),但艾什对普遍的言论节制意识的呼吁,显示了西欧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调整的迹象,即已经开始将外来文明视为内部问题的要素来考虑。这一过程还刚刚开始,西欧社会在情感上尽量接受来自不同习俗文化的大量移民,在精神上做好吸纳不同类型文明的准备,都需要较长的时间。

大量二代或三代移民已经扎根西欧社会之后,西欧知识舆论界已经不能以对立的态度将不同宗教文明排斥在外,而必须首先将它们视为内部的事物,去思考如何妥善处理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这个角度看,在欧洲语境下重新思考言论自由问题,可以做一些有启发的探索。

戈登·艾什在他的新书中也讨论了全球其他地区,但此书真正值得注意的部分在于对欧洲近年重大变化的叙述和分析。他从言论领域切入对西欧社会政治危机所做的观察与回应,提示了从政教冲突与政治危机的角度重新思考言论自由问题的必要性。

(Timothy Garton Ash,Free Speech: Ten Principles for a Connected World,London: Atlantic Books,2016)(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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