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问电信诈骗：抓到骗子就完了？究竟谁卖了信息？
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显示，震惊全国的山东电信诈骗案在逃嫌犯最后一人，全国A级通缉犯郑贤聪目前已经投案自首，截至发稿，徐玉玉案所有涉案嫌疑人已经全部到案。
就在昨晚头号犯罪嫌疑人陈文辉落网。
徐玉玉案发生到现在，并没几日光景，短短一周破案，不可谓不神速！但此事距离完结，还隔了很多问题：
一问：抓到骗子就完了？
抓住骗子当然大快人心，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出卖徐玉玉个人信息的人抓到了吗？骗子既然落网，那么顺藤摸瓜，信息泄露者按说也藏不了太久，但此事会不会就此打住？还真有点让人心里没底。
网上搜搜相关案件，我们发现，虽然公安部门打击过不少个人信息泄露的“内鬼”，但相对来说，信息泄露者一般隐藏更深，而对个人信息使用者的侦查链更短，破案更容易。
相对于打击骗子，到底是谁在贩卖信息？这应该是更值得深究的问题！否则，抓了一个骗子，还有一群骗子在排队，而贩卖信息的人，永远在窃笑着数钱。
二问：能卖出如此精准信息的，究竟是什么人？
前一天学校通知发放助学金，第二天掌握详细个人资料的骗子就找上门！信息被出卖得如此精准，当然是有能力掌握考生一手资料的人！一般来说，目标可以锁定这几类人：
其一、可能是黑客。对比银行，教育内部信息系统相对薄弱，通常更受黑客青睐，考生个人信息被黑客窃取并打包出售的情况并不少见。
其二、体制外“经手人”。安全漏洞最可能出现的地方，在合作单位或者外包业务环节。现在办理助学贷款的单位，或者是生源地民政部门，或者是大学的资助中心，而这些单位经常会用外聘人员，或者直接将业务外包，学生资料经手人太多，安全也就难以保障。
其三、“内鬼”！这种可能最让人感到恐怖，但现在信息贩卖如此猖獗，不能排除是“内鬼”在作怪。
三问：诈骗为何如此“精准”？
从“撒网”到“锁定”，团队合作“企业化”
从最初的中奖、房租汇款，到网银升级、邮包藏毒，再到冒充公检法等公职人员、伪造网上通缉令、助学金领取，通讯信息诈骗类型已扩展到数十种，更从过去的“撒网式”诈骗，变成了“精准化”锁定。这种靶向性更强的行骗手段，成功概率更高。
个人信息售卖产业链之成熟，正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分行业“定点投放”：学生、股民、金融理财客户、产妇、家长应有尽有，不同群体售价不同。社交平台被“充分应用”：建数十个QQ群不断推送广告，最终指向同一个数据商。
在安徽警方2013年9月与柬埔寨警方合作破获的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中，警方在犯罪窝点查到一本“诈骗剧本”。诈骗团伙事先编写好“剧本”，行骗人员会冒充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单位名、电话号码等保证与当地信息吻合。
这只是诈骗团伙“产业化”“企业化”的一个缩影。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二支队副支队长韦健介绍，每一起通讯信息诈骗中，产业链上下游往往附着至少五个专业团伙：专司策划骗术、拨打电话的直接诈骗团伙；盗卖个人信息团伙；收集办理非实名电话卡、银行卡卖给诈骗分子的团伙；在互联网上搭建诈骗网络平台并与传统通讯网对接及提供任意改号、群呼服务和线路维护的技术支撑团伙；专门负责替若干个诈骗窝点转取赃款的洗钱团伙。
现在170和171的虚拟运营商号段，让诈骗也变得更加简单。
四问：信息究竟有多廉价？
百万人次信息，以“分”单价贱卖
很难想象学生的不设防，会成为骗子叫卖的宣传语。记者随意在QQ群里加了一个名为“营销数据商”的电话表明想购买的来意后，他立刻发来了一个湖北省利川市第五中学的100个学生信息列表，其中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父母亲姓名及电话。
面对记者购买时的犹豫，信息中介说，“农村的钱少，大城市不容易被骗，你买三线城市的吧。800元可以买到一万条学生及家长信息，也可以用其他数据来换，例如3万母婴信息换1万条学生信息等。”而对于信息来源却讳莫如深，“有专门的渠道，告诉你了，我还能吃啥？”
“以P2P为例，非法获取、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十分普遍。”上海市工商局一位执法人员介绍，2015年监管部门对一家财富管理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调查发现，纸质资料涉及的个人信息共有38000余人次，电子数据保存的个人信息名单有120M(兆)，涉及了100万余人次。
据了解，一些经营理财业务的公司为拓展市场、发展客户，通过购买、交换等方式大量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后，大多未进行妥善保管和处理，甚至二次售卖。
五问：大学生为何成受害“重灾区”？
记者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近年已成电信诈骗受害“重灾区。一些办案者和教育工作者指出，容易受到诱惑、社会经验不足和防骗教育缺失，是大学生频频被不法分子盯上的关键原因。
——个人信息泄露。在徐玉玉案中，不法分子打来电话，称有一笔2600元的助学金要发放给她。因前一天曾接到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知，因此她并未辨别电话真伪。这表明，徐玉玉的个人信息可能已遭泄露。
——容易受到引诱。湖南省刑侦总队重案支队副支队长郭建华说，“高薪兼职”和“中奖通知”是大学生上当最多的两类电信诈骗。不法分子利用部分大学生急于赚钱或积累工作经验的心理，一步步引诱大学生“上钩”。
——社会经验不足和防骗教育缺失。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梁珊认为，青年学生涉世不深，社会阅历较浅，安全防范意识相对薄弱，加之又是互联网和手机的重度用户，容易暴露在诈骗高发的环境之中。
六问：打击究竟有多艰难？
不仅抓住“谁骗”，更要溯源“谁泄密”
“运营商为追逐利益而疏于监管难辞其咎。”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专家姜奇平曾指出，一些运营商推行“实名制”力度不够，出租出售的号段有的用于各类广告促销短信的群发，借以牟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介绍，因为追赃定赃难，使得电信诈骗量刑过轻，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不够。
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春泉说，需要从完善企业管理和法律约束的角度，让企业员工保护好用户的隐私。比如，把客服人员过去能接触用户全部手机号码改为只能看到末几位数字，对接触个人信息的岗位和计算机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权限和管理等。
民警介绍，电信诈骗的两个关键环节“诈骗电话”和“银行转账”在目前尚没有“源头”管制措施。目前通信业务和金融产品的某些安全隐患，在某种程度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针对一些“改号”软件的诈骗，有运营商负责人称“监管成本太高，不愿投入这笔钱”。由于运营商拦截不力，能够虚拟任意号码的网络电话仍处于无人监管状态
七问：媒体能发现灰色利益链，监管部门竟不能？
在信息泄露和电信诈骗的利益链上，“卖家”“买家”是犯罪的两个“终端”。不管是非法泄露、还是非法使用个人信息，“非法”二字都表明了其犯罪性质。而前者主要是单位“内鬼”、合作公司、其他信息经手人、或信息窃取者；后者则主要是有电话销售需要的商家，或者是以诈骗为目的的犯罪团伙。
我们发现，已经落网的6人中1个重庆人5个福建人，既不是来自生源地，也不是来自学校所在地。可以推测，跨地作案屡屡得逞，网络平台是连接两个“终端”的“牵线搭桥”者。在QQ“查找群”中搜索“电话销售”“银行数据”等关键词，便可发现有关个人数据的销售群；还有百度搜索 “求购个人信息”、或上网上二手市场搜索关键词，也都可以找到数据源。
其实类似百度这样的搜索网站，应全面屏蔽相关来源，而不是用一条免责说明就继续放行。而相关部门除了需要加强网络监管，避免平台成犯罪中介之外，还可利用网上痕迹顺藤摸瓜，摧毁犯罪团伙。
八问：公共服务领域，犯罪源头如何监管？
一报考职称英语，各种“培训”“包过”服务就来了；一生完孩子各种“基因检测”“满月照”推销就来了；一办信用卡，各种基金、保险很快找上门……从日常接到的骚扰电话我们均可感受，目前教育、医疗、金融，是信息泄露最厉害的领域！也是涉及百姓最深的公共服务领域。
一般来说，这些公共服务部门收集信息，都带有一定强制性，不管是办理银行卡、生病住院、生孩子、还是参加各种资格考试，不提供身份证这个最重要的个人隐私是不可能的。而一旦个人信息从这些领域泄露，公众对危害行为将毫无防备，后果也更严重。
所以，两个犯罪“终端”，源头只有一个，相对于打击骗子，加强公共部门信息监管、人员监管、业务方式监管，加重对非法提供个人信息者的量刑，堵住信息泄露这个源头，永远更重要。
九问：诈骗主犯将面临何种刑罚？
数额特别巨大或有特别严重情节的，最高判无期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即构成诈骗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徐玉玉一案中，虽然诈骗金额不足1万元，但最终导致徐玉玉心脏骤停死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应该对犯罪嫌疑人从严处理。
【相关阅读】徐玉玉案头号嫌犯陈文辉落网 初中辍学有两子
据福建省安溪县白濑乡下镇村村委会一名工作人员透露，27日泉州警方曾到陈文辉家中做动员工作，让家里人联系陈文辉，劝其投案自首。
陈文辉的堂哥表示，今年22岁的陈文辉已经有两个儿子，大的3岁，小的才几个月。他和女方还没有领结婚证，家里人只知道他在外面厂里打工，不知道他从事电信诈骗活动。
陈文辉的堂哥27日对媒体称，家里人和亲戚看到新闻后都很震惊，也在想方设法找陈文辉，希望找到之后能带他投案自首。
陈文辉家人对媒体称，陈文辉是今年过完春节后离家的，家人问过他去外面做什么工作，陈文辉只说在厂子里上班，工作上的事情也很少与家人沟通。
陈文辉初中辍学，家里两个姐姐都已嫁人，全家依靠父母种茶叶为生。
【新华快评】嫌疑人落网，不能再以个体生命为电信诈骗埋单
山东临沂罗庄徐玉玉被骗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缉拿归案，但徐父“抓住了骗子就能让更多的孩子不再受骗”的淳朴愿望真的可以成真吗？
舆论力量的推动和有关部门的全力处置大大加速了徐玉玉一案的破获，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不是每一个受骗的人都可以借力舆论，不是每一次被骗的金额都足以立案定罪，也不是每一次诈骗破案都会得到社会如此高的关注。
生命逝去的背后，是一个亟需多部门合力整治的“陈年旧疾”。避免类似徐玉玉悲剧重演，不仅需要加强公众的防范意识，监管机构更责无旁贷。
首先，在“裸奔”的信息社会，公民信息安全保护和监管工作必须启动问责机制。今年上半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5.7万起，是去年同期的2.5倍；查处违法犯罪人员2.8万名，是去年同期的2.7倍，但在这些案件中可以发现，依然存在不法分子的“数据黑色交易”，也有数据维护者的监守自盗，如果任由携带个人特质的信息片段，随意被公开、买卖，那么受骗悲剧仍将继续发生。
其次，通信业主管部门、电信运营商和虚拟运营商须尽可能从技术角度杜绝诈骗电话存在。实名制落实不力、运营商态度不明、相关监管措施不力，电信诈骗的多发已让通信业走到了不得不理清头绪、查堵漏洞的关口。在已曝光的电信诈骗犯罪中，实名制这道“马奇诺防线”却常常被绕过，这也暴露出其技术上的薄弱。人们不禁疑问，在科技如此发达、通讯技术产品屡屡出口国外的今日，防堵电信诈骗的技术为何如此经不起考验？
沉疴用猛药，治乱需重典。对于外漏的公民个人信息，一旦流到非法市场，将会给当事人带来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有关专家指出，据对以往判决的分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量刑在实操中过于宽松，已不适应日益猖獗的个人信息犯罪。
相关职能部门不仅要在类似重大舆情案件面前挥出重拳，更要在日常为老百姓构建一道安全可靠的防火墙，真正把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心上。
（来源：21Plus综合新华社、央视、人民网、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报）
（编辑：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