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佳 北京报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显著下滑，并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压力。世...
■ 和佳 北京报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显著下滑，并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压力。世贸组织数据显示，1990年到2008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长7%，而2009年到2015年平均增速仅有3%，2015年为连续第四年全球贸易增长低于3%。
面对当前形势，中国担任主席国的G20杭州峰会新设了全球贸易与投资工作组。上海贸易部长会议发布了G20历史上首份贸易部长声明，批准了“三份文件”，达成了“两项共识”，取得了重要成果。
针对全球贸易的增长前景、化解过剩产能、促进贸易公平等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下简称《21世纪》）对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进行了专访。
中国举办G20把发展放在重中之重
《21世纪》：近年来，全球贸易前景不乐观。你如何判断未来5年全球贸易发展形势？
张燕生：贸易和全球化实际上联系非常紧密。什么是全球化？我把它定义为三个驱动力作用的结果。全球化的第一个驱动力是“开放”，今天，传统的通商开放开始转向新型的边境后政策开放，要求国内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环境标准等要与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适应国际上新型开放形势的关键是改革，所以推进高水平开放的本质是全面深化高标准的改革，而目的是要达到高质量的发展。
全球化的第二个驱动力是市场化进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转型中国家都要按照同一个游戏规则，也就是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和标准，来进行国际交换、国际合作、国际竞争。因此，全球化是跟市场化改革相关的。
全球化的第三个驱动力是创新。全球开放、全球市场化改革往往会掀起全球科技创新的浪潮，如全球化1.0版本的内燃机和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这次全球化相伴随的IT革命和“互联网+”。
因此，凡是全球开放、全球市场化、全球创新推动的时候，全球化就蓬勃发展；凡是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期，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凡是搭上全球化蓬勃发展的这班车，谁就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如搭上全球化1.0版本的美国和德国，搭上全球化2.0版本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搭上全球化3.0版本的中国和印度。
所以，衡量未来五年全球贸易增长的关键，是全球化是继续走向开放、市场化、创新驱动，还是全球化趋势出现逆转。如果是前者，未来五年全球贸易形势可能会比现在好一点，但要恢复到过去“世界贸易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1.5倍到2倍以上”，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
《21世纪》：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思潮，但在中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中国提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吁，鼓励自由贸易，这种呼声在国际上的反应如何？
张燕生：反贸易保护主义呼声在国际社会还是有广泛支持的。但是，我们有很多贸易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有很多贸易开放的受损者。核心的问题是究竟为什么贸易开放会使那么多人认为自己利益受损。贸易开放中的问题需要被深入实证研究和进一步改善贸易利益。
多哈回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回合，它被称为“发展回合”，是有利于穷人、穷地区、穷国的贸易开放。但它不一定符合一些富国的利益，所以从一些富国利益的角度就要让多哈回合失败，要推TPP。
中国举办G20峰会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把“发展”主题放在全球治理重中之重的位置，把实施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放在全球合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开放不能仅仅是有利于资本，有利于富人，有利于西方国家，而是应该同样有利于穷人，应该是普惠的、共享的、包容的贸易开放，这样它才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公平的世界。
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前景不看好
《21世纪》：近年来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非常活跃，是否会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冲击？
张燕生：这主要是一个度的问题。区域贸易协定在推动全球开放所起到的作用总的说是好的，但如果它是碎片化的、排他性的、集团化的，那就走向了反面。目前亚太区域贸易协定主要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以TPP为代表的，高标准、一揽子、激进的推动大范围区域化的方案，TPP实际上可能会陷入很大的困境。
另一种方案是中国方案，以亚太自贸区（FTAAP）为代表，涵盖了美国和TPP成员，中国和RCEP成员（东盟加中日韩、澳新印），大家都能享受到地区的开放利益。所以，中国推动的区域化战略是超越零和博弈的，不搞“你输我赢”，开放合作。如果中国提出的“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能够实现，开放的区域化就会推动全球化4.0版。如果按照美国的TPP走“高标准”化，区域化就会导致四分五裂，使全球化寿终正寝。
《21世纪》：新型国际贸易规则涉及到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国企垄断等一系列问题， 你如何评价这套新规则的标准？
张燕生：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标准的制定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制定出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现实相适应的标准。标准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往往发达国家能做到“最优实践”，而发展中国家普遍做不到。因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应该有“高、中、低”三个尺度，让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能够向相对更高一级的标准靠拢。
第二，标准如何能够满足多样性，“和而不同”。比如，美国主导的TPP就是美国标准。加拿大要加入TPP，就必须对本国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按照美国标准进行修改。如果高标准的规则就是美国化，这是不合理的。世界上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本国的历史和具体国情，新型国际贸易规则应更有包容性，适应不同文化的特性。
第三，能力建设的问题需要被考虑进去。很多国家达不到高标准的原因是能力不够，包括制度能力、执行能力、法治能力、技术能力、人才能力等，这涉及到国际社会怎么能够帮助它们来尽可能地趋近新型国际贸易规则而不是被边缘化。
全球产能过剩需要新的协调机制
《21世纪》：全球产能过剩的形势会对国际贸易、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燕生：全球产能过剩是世界性的问题，无论是美国、欧洲、日本、中国，还是其他新兴市场的国家，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全球非理性繁荣。越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泡沫时期产能增长就越快。2009年到2012年，美国、欧洲的产能利用率比中国低，产能过剩比中国严重。产能过剩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前三大煤炭企业都倒闭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共同面对全球结构调整的困境。
全球经济在过去十年的增长是世界历史上最差的，IMF也两次下调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是以邻为壑还是同舟共济？同舟共济需要有很强的开放合作的精神，需要具有担当精神和负责任的大国能够把我们团结到一起，但现实却不一定是这样的。全球经济若要实现G20杭州峰会提出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目标，就需要国际社会更明智，也就是在全球产能过剩的时期，避免贸易摩擦，不打贸易战，不打货币战，合作建立双边、诸边、多边的出口协调机制和进口协调机制。谁来顶住这股力量，对我们是一个考验。
（编辑：张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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