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于时代的一厘米

上大学时我每年要坐火车在学校与家之间往返两次。夕发朝至的列车出河北、经河南、进陕西，或者出陕西经河南入河北。夜里趴在硬座小桌上睡不安稳，到站就会醒来，听见火车汽笛声、咣当咣当的铁轨撞击声，心情特别平静。那些小站，比如新乡，比如三门峡，边上总有几栋年代久远的家属楼，深夜里还剩下几扇亮着灯的窗户，一闪而过，那是我和他们的缘分。窗里住着几口人？怎么过日子？晚饭吃了什么？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却让人沉醉其中。

看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总让我想起这些亮着灯的窗户。原著是刘震云最优秀的作品。纹理致密的小说写尽中原人间的百样孤独，是长卷，也是万家灯火。作家女儿执导的电影却像暗夜里的一盏孤灯，亮灯的窗里，只住着牛爱国一家人。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每年几百部国产片，看上去说的都是人的故事，却没有几部电影让你相信，这些人真的住在一盏灯下，一扇窗后。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出延津记”的年代大约在民国，下半部“回延津记”是当代故事。然而小说并没有刻意凸显时代特征，大概因为整本书讲的是“说的着”与“说不着”的主题，正如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的英文名——someone to talk to。无论哪朝哪代，找个能说的着、跟他/她说一句顶跟别人说一万句的人，总是重要的，艰难的，有时候用尽一生都找不到，有时候以为找到了却又弄错了。至于时代这样东西，延津县里县外这些活生生的人们，打铁的，杀猪的，教书的，剃头的，开饭馆的，跑长途的……与其说他们活在时代当中，倒不如说他们活在日子里。日子各有段落，跟时代不是一回事。

说起寻找，上半部小说的主人公吴摩西（杨百顺）丢得更彻底，也找的更彻底。甚至从人的地界找到了神的领域，连名字都改了。比起吴摩西、牧师老詹这些人，下半部牛爱国的寻找故事要清淡许多。截取到电影里，更是只剩下一段失败婚姻的来龙去脉。连作家本人在宣传电影的时候，也把它说成“一顶绿帽子下的史诗”。这也是著名作家和知名编剧刘震云的特别之处——随时准备迎合，却并未放弃坚持。

只剩下一顶绿帽子，并不影响说的着与说不着的主题。甚至更显现出这空茫世间个体的渺小与寂寥。妻子跟自己没有话，却仿佛另外找到了说话的人。一个黄昏时分，牛爱国给孩子做完饭，出门去找媳妇。他在县城的小饭馆里一家家进出，麻辣烫、小火锅……背景是暮色渐浓、嘈杂喧嚣的冬季街道。那是非常动人的一场戏。热闹的环境，人来人往，却只有我们这些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知道，这个叫牛爱国的男人正行走在自己的地狱道。

真正侵犯了someone to talk to这个主题的，是接下来的内容。牛爱国突然灵光一现，想起“生态园”——坐在那里的饭桌上，只有有钱人才说得起话。 果然，他在这里看到了老婆庞丽娜和情人蒋九。这是原著中没有的情节。牛爱国和庞丽娜摊牌，庞丽娜一开始说，吃顿饭怎么了？我就不能跟别的男人吃顿饭？接着又说，要不是他，我想去生态园吃饭还吃不上呢。不单是生态园，庞丽娜还想去欧洲旅游。这些都是原著中没有的情节。

故事这样编，看上去更丰满更接地气，能使这个时代的观众们感同身受。可也让人糊涂了——牛爱国和庞丽娜的问题，究竟是说不着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牛爱国在庞丽娜和蒋九的房间外面，听到他们“干了三次，干完还不睡，还说呢”。这是小说里也有的话。可电影这样拍，让人疑惑如果牛爱国突然发了财，带庞丽娜去了欧洲，他俩是否就可以干完还说？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小人物，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贫富或阶级差距。而且牛爱国在“假找”私奔老婆的途中，邂逅了饭馆老板娘章楚红。牛爱国和章楚红说的着，于是一个戴着绿帽子的男人，又给别人戴上了绿帽子。而电影弱化了章楚红的段落，让他们仅仅在天寒地冻的公园里划了一趟船，保住了牛爱国的贞洁与弱者的道德优势，却把一个纯粹的、说的着与说不着的问题庸俗化了。当然，这也许是商业电影和严肃文学的区别。一部得了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总有它高于生活和时代的那一厘米。《一句顶一万句》里这超越的一厘米，是书中所有人物一辈子接着一辈子的执着寻找，寻找一句话，寻找一个人，寻找一种叫做“说的着”的境界。换成电影，“说的着”让位于金钱这个时代主题，结尾只能落脚在一句“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的鸡汤话上。

最后我想说，即便如此，刘雨霖导演的这部《一句顶一万句》仍然是一部不错的国产片。高一厘米还是低一厘米的问题看似关键，比起那么多电影与真实生活隔着万水千山，又显得微不足道。虽然我们并不能判断这究竟是作家以最好的作品襄助女儿完成的电影处女作，还是作家用这样的形式掌控自己得意之作的银幕命运。但我看好这父女俩的组合，并期待有一天他们拍出更加纯粹的、吴摩西的寻找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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