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时代”的“懒惰权”

罗卫平（首都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以及机器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与场所替代人工劳动，必然会导致大范围失业的出现。目前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影响的讨论，大多会涉及这一问题。这两年，在《超级智能》、《未来简史》等关于人工智能时代来临的畅销书之外，还迅速出现了多种讨论未来社会劳动状况的新书。

仅近期笔者在英国多家重要书店的显要位置所见，就有尼克·斯尼瑟克（Nick Srnicek）和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合著的《创造未来：后资本主义与没有工作的世界（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保尔·马森（Paul Mason）的《后资本主义：未来导引（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Future）》和马丁·福特（Martin Ford）的《机器人时代（The Rise of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 Jobless Future）》。

这几本书的中心问题，都是如何面对机器人大范围取代人工劳动的新状况。态度比较积极的如斯尼瑟克和威廉姆斯将之称为“后工作时代”，心情稍显暗淡的如马丁·福特则称之为“失业时代”。这些书都将普遍性的“基本收入（basic income）”政策视为应对人工智能崛起之后的一种主要对策，其中《创造未来》的讨论相对深入。

《机器人时代》详细勾勒了人工智能发展和自动化浪潮对教育、医疗、制造业、商业等诸多方面的冲击。无论是记者，还是股市分析员，其岗位都可能为机器所取代。马丁·福特在最后一章指出，应对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基本收入制度。基本收入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向所有成员支付的一项收入，它不做经济状况审查，也不看个人有没有工作，每个成员都会获得这一收入。比利时学者菲利普·范·派瑞斯将此称为“21世纪的一个朴素而伟大的思想”。

“基本收入”并非因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思想，而是有较长历史的应对失业问题的一种构想。美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18世纪即提出了这一构想，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差点推动参议院通过“基本收入”议案。近年来，以全球金融危机与人工智能发展为背景，基本收入构想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今年6月，瑞士举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公投（未通过）；芬兰政府近日亦宣布，将从2017年初开始进行“基本收入计划”的相关实验，测试基本收入保障对促进就业的实际效果。

围绕基本收入一直有不少争论。与其他有关社会福利政策的争论一样，辩论焦点之一在于是否会养懒汉。有意思的是，芬兰实验显然并不认为基本收入必然会令人懒惰，而是要测试它能否“促进就业”。从理论上说，基本收入促进就业是成立的，这是因为，对于失业者而言，有了基本收入垫底之后，即使工作收入较少，也更有动力去工作。

斯尼瑟克和威廉姆斯在《创造未来》中试图提出更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讨论。他们认为，尽管今天的社会在不平等的道路上似乎停不下来，但人工智能的大发展与大量失业的出现，提供了更好的未来的可能性。以往，追求社会平等的政治力量将“充分就业”作为一个主要议题，但自动化取代人工劳动的趋势，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议题，那就是“充分自动化”。这一新的政治议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基本收入制度（或提高最低工资），支持劳工运动，政府应通过补贴等方式激励更多地以自动化替代人工劳动。

这是一种更积极地、“向前看”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浪潮的视野，主张积极推动自动化浪潮，让所有人都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提出，在人工智能时代，继续纠缠于“充分就业”的问题，反而不利于追求社会平等的事业，人们需要看到机器人替代人力劳动的“后工作时代”的希望与积极之处，应该转而追求“充分不就业”。自动化浪潮的发展将产生两种可能的效应，一是不断接近“充分自动化”，虽然人工劳动不可能很快被机器全面取代，但这一进程会不断推进；二是在工作报酬不减少的前提下，缩减工作时间，例如从现在的一周“双休”变为一周“三休”。

今天，人们在描述成功人士时，喜欢用的一个说法是“睡到自然醒”。按斯尼瑟克和威廉姆斯的看法，像这类闲暇的生活不应该只是成功人士的独享生活，普通人并非注定要累成狗，注定“感觉身体被掏空”；走向“充分自动化”的进程，为人人享有更多闲暇创造了条件。他们重申了人人享有“懒惰权”的价值主张。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1883年在《懒惰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azy）》中批判了企图让工人沦为“片刻不停地运转的机器”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首次提出人人享有“懒惰权”。斯尼瑟克和威廉姆斯呼吁，在人工智能时代应该转变关于工作伦理的社会共识，不再将人生价值锚定于成为工作的奴隶。

顺势而为，利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条件，以社会运动为基础建立更好社会，这些主张充满浪漫色彩，显然很不容易实现。但这种构想的出现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无疑将推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格局的改变。大量失业人群的出现，或者基本收入制度的推广带来的社会公众闲暇时间的增加，都会导致社会运动日趋活跃，这是社会格局改变的真正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存在创造一个更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未来的可能性。(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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