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童在出人意料地斩获了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最佳新演员奖后，《八月》这部叙事简单到“寡淡”的艺术电影闯...
王雨童
在出人意料地斩获了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最佳新演员奖后，《八月》这部叙事简单到“寡淡”的艺术电影闯入人们的视线，尽管还没有在院线上映（本片将于3月24日全国公映），这部年轻导演的处女作已经在豆瓣网、时光网、IMDB等平台上赢得了广泛的关注。
《八月》讲述了男孩晓雷升入初中前最后一个暑假的经历，猝然下岗的电影剪辑师父亲对着录像带沉默地打拳，母亲在工作、找关系择校和生病的父母之间疲于奔命，偶像“三哥”末路狂奔却终被押上警车……一个干瘦的小男孩始终静默地注视着九十年代中期的这个盛夏，并在若干年后端起摄影机，向历史之井投石问路，倾听某段超越个人记忆的深远回响。
毫无疑问，“回忆”是《八月》的关键词。回忆感体现在旧日风格的公鸡闹钟、手织毛衣、“二八”自行车等物件细节上，也体现在黑白影像和散文叙事中。黑白影像天然地构成了间离效果，也模糊了一切鲜明色彩可能导致的明确定位：时代、地点、心绪与倾向。这既是懵懂的孩童单纯而不含评判的视角，也是导演在面临复杂历史现场时智慧的个人克制。唯一的彩色出现在影片结尾，手提摄影机镜头中出现了那些下岗后奋力打拼的前演员、前导演和前摄影师们，他们是青年导演各种意义上的父辈，张大磊以彩色镜头的方式来认可和褒扬他们的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而散文叙事让整部影片的故事更像是每个少年都会经历的一个漫长燠热的暑假，其间无目的、无预兆地遭遇着家长里短和喜乐哀愁。导演有意识控制了逻辑感和情节性太强的内容，如晓雷突然的反抗——用双截棍打了校长——抑或父亲的下岗，都被突然发生的镜头切换抹除，正如日常生活平复所有戏剧性的时刻。此外，非职业演员的本色出演、因为经费短缺而显得粗糙的混音，使得影片逸出了普通叙事片严整的叙事轨迹，一同构成了非戏剧性的生活状态。通过这样的影像风格，《八月》唤起普遍性的回忆共鸣（不少观众评论，完全看不出是发生在内蒙古的故事，反而唤起南方小城的童年记忆），因此他不属于某个电影制片厂职工子女的私家记忆，不属于对怀旧有特殊情节的某类文艺青年，而是属于所有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普通个人。
人们通过大量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去追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的同时，对九十年代的回忆似乎在电影中暂时地缺席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九十年代特有的复杂使得任何一种截然的论述都显得片面，也让每一个试图理解者疑惑而踟蹰不前。从这个意义上讲，《八月》选择了巧妙的切入视角：以孩子在漫长暑假所必须忍受的种种孤独、失落与希望来与更广远的社会现场发生关联。电影中晓雷的台词较少，父亲亦是沉默寡言的，横亘在父子二人中的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代沟，而是巨大变革后权威丧失的父辈的失语和子辈的彷徨。如父子两人试图看免费电影被拒是一个关键点，它勾连起作为下岗工人的父亲尊严丧失，以及国营制片厂收益惨淡——晓雷父子试图观看的，不再是昔日国营影院里反复播放的陈佩斯喜剧片了，而是1994年第一部引进内地的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给国产电影剧烈打击的全球化先头浪。晓雷虽然不理解为何母亲突然要给舅舅塞救济款，母亲为何要为自己的择校费忧心，父亲又为何深夜对着《亡命天涯》的录像带作困兽犹斗状，但所有震荡和困惑都以不言而喻的方式呼之欲出。电影后半段渐渐从晓雷的视角转移到父亲，有意无意间凸显，这并不只是某一段完全懵懂的童年回忆，而是代际的历史。
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回忆并不落脚于记忆的哀愁，而是在分享艰难的同时怀有希望，影片故事实际上终结于晓雷家昙花意外开花，大家纷纷留影那一幕。在一次采访中，导演张大磊透露本片曾打算以《昙花》为名，但最终出于“不想让它有太明确的形式感或是叙事逻辑”的原因，剪掉了大量围绕昙花的片段。这株多年未开的昙花是一个惊喜，是一个憋闷烦乱的夏季末尾的意外清凉。晓雷在昙花旁伏下身子合影，羞涩而满足地对着镜头微笑：他终究艰难但安然地度过了这个暑假，他也将如此度过未来的艰难和希望。(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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