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原工行行长杨凯生:应重视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围绕企业降杠杆，参与全国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也进行了热烈讨论。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原工行行长杨凯生在经济界“34、35组”联组会上表示，在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后到2016年末，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杠杆率略有下降。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他建议，“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增加对国有企业资本金的注入，如果说有难度，要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结合起来，要腾挪、优化一些国有资本，来支持必须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

加大国企资本金补充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工业企业的杠杆率大概是167.6%，而资产负债率大概超过56%。其中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还要更高一些，去杠杆的难度比较大。

杨凯生表示，国务院已发现了这个问题。2016年12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就提出，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除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和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外，主要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相关改革成本支出、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和其他支出等。

在杨凯生看来，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抓住了企业杠杆率高的本质。企业杠杆率高，实质是资本金不足。同时，要约束企业的负债率，要有明确的指标，不仅是对企业经营层，更重要的是对企业出资人、企业监管者等的约束。

不过他也表示，“深改组明确提出要加大国有资本金的注入，要真正做到不容易，大家很担心有没有那么多钱，实质证明难度比较大”。

他举例表示，2016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中886亿用于补充资本金，比2015年下降，只占2015年实际支出的92%。中央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用于央企资本金补充的399亿，与2015年相比，只占77.6%。

杨凯生还表示，“（3月7日）上午参与审议看到的，2017年的预算中，准备用于补充央企资本金的332亿，比去年又下降，只占去年的80.9%。这说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乃至一般预算中，无力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持现有国企的正常经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金”。

面对有限的资金，杨凯生建议，把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结合起来，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必须做大的国企。

债转股的现实难题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杨凯生表示，“这一轮的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还在刚刚推进中，达成意向的4000多亿，真正签约的可能只有三四百亿。特点是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贯穿始终，从债转股的对象的选定，债转股的方案，比如股东会、董事会的组成、债转股的比例、有多少留债、企业新的法人治理机制的搭建和规范，以及企业运行一段时间后，退出的股权价格、退出方式等，都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协商。”

至于市场化债转股过程中，银行和AMC行使股东权利可能存在的问题。杨凯生表示，“新的法人治理机制，各方股东都应按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认清自己的法律地位，按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来执行权利”。

目前在市场化债转股业务的推进中，主要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采用基金的方式进行，转股的贷款多为正常类贷款，选择的债转股对象也主要是国有企业，并且多是旗下有上市公司的国企。

全国政协委员、原东方资产总裁梅兴保也认为，市场化债转股的积极性有限，还期待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国资委等部委共同来制定指导意见，配套相应的政策支持。

梅兴保坦言，“债转股，社会上经常存在，甲企业借钱给乙企业，乙企业还不了 ，股权就转给甲企业了。现在特指国有银行的贷款，债务人是国有企业，这就涉及到价格的评估、责任的追究、涉及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如果AMC从银行买了几十亿的债权 ，这个钱从哪里来？如果AMC再去融资了买债权，成本就很高了。买了债权转为股权后，当年没有收益，借了几十个亿，而监管部门考核也很严，如果三五年没有收益，谁还愿意？那就只能挑选上市公司。”

（编辑：李伊琳，邮箱，liyil@21jing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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