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由很多因素所促成，最基本的有两个：第一个是需求的驱动。需求有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资本。资本的本质是...
全球化由很多因素所促成，最基本的有两个：第一个是需求的驱动。需求有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资本。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要向能达成目的的方向流动。人为阻止这样的变化是很难的。第二个是技术发展的驱动。过去，互联网的发展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将把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
3月23日至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在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今年年会的主题为“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联合国分管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吴红波是现场颇受关注的重要嘉宾，他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谈到中国对推动全球化的作用，吴红波表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一定会越来越重要，但当世界领导者既不是中国的初衷也不是中国争取的目标。“中国走的是跟世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和霸权国家不同的路。如果简单看谁是领导者谁不是，很有可能走偏。”
对于2017年世界经济，他指出，整体还不会有太大起色，仍处在缓慢的发展中，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会比发达国家高一些。“美国新总统的经济政策有点像两只靴子，一个落了地，还有一个没落。大家都在猜测他最后出台的政策会是什么样子。这种不稳定因素让大家感到担忧。”
全球化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21世纪》：如何看待当前的反全球化浪潮？这是暂时的，还是可能愈演愈烈？
吴红波：反全球化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但最近一段时间形势更加复杂，反建制、反现实派崛起，甚至一些官方机构都参与了，令人感到担忧。但同时应该看到，全球化不是以某个人或某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的，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全球化由很多因素所促成，最基本的有两个：第一个是需求的驱动。需求有很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资本。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要向能达成目的的方向流动。人为阻止这样的变化是很难的。第二个是技术发展的驱动。过去，互联网的发展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将把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
另外，现在的很多问题不是靠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比如，就算一个国家自己发展得不错，但上游国家把河水污染了，邻国把空气污染了，把资源浪费了，这个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
《21世纪》：是不是我们过去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思考得不够充分？
吴红波：现在全世界都在反思全球化。全球化有很多不可否认的成绩。过去15年，千年发展目标让8到10亿人脱贫，这本身跟全球化发展有很大关系。
然而，全球化的不足和缺点长期以来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比如，贫富不均的问题。这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最近出现“我们是那99%”口号的原因。也就是说，1%的人拿到了全国42%的财富，其他99%的人分享剩下的财富。这体现了贫富差距在扩大。
再比如，金融监管缺失的问题。这与当年华盛顿共识提出的私有化、小政府、减少监督都有关系。2008年，情况失控，出现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全球发展疲软。人们这时才意识到金融监管缺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另外，还有就业的问题。随着全球资源的再配置，以及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流入，前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国觉得自己的制造业出现了“空心化”，低成本的、低附加值的生产工作岗位就减少了。于是，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就开始抱怨了。
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尽量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就像中国政府讲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第二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我们现在的很多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不可持续的。这两点把握好了应该可以克服全球化过程中很多弊端。
《21世纪》：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方面，联合国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吴红波：联合国可以做很多事情。首先，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过去，我们说到发展就是经济发展。现在，联合国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环境的保护，三者缺一不可。因此，可持续发展理念实际上是联合国倡导的一个合作。
第二，制定相应的规则。当年的千年发展目标主要是鼓励富国帮穷国，是联合国全球范围内的扶贫计划。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到2030）”是全球的大国小国、贫国富国共同实施的发展计划，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计划只能由联合国来制定。
第三，搭建相互交流经验、鼓励共同进步的平台。联合国在全球有各种各样的论坛，最著名的是高级别政治论坛。这个论坛上让各国可以交流经验，找出差距，讨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去年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介绍了经验，今年就有44个国家。这个平台只有联合国能搭得起来。
最后，跟进和促进落实。中国人有句，“有布置没落实，等于白说。”国际社会也有这样的情况。联合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建立了各种跟踪落实机制，定期对各国落实情况进行分析，找出问题和差距。比如，联合国针对发展融资每年要搞一个研讨会，把各个领域的进展和挑战讲清楚。再比如，联合国有一个专家组，每四年要写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情况的报告。
当世界领导者并非中国的目标
《21世纪》：在这两天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不少嘉宾都提到了习近平主席今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你如何评价这次讲话？
吴红波：习主席在访问瑞士期间在达沃斯和洛桑都发表了讲话。有两点让我印象很深：第一是支持全球化，第二是倡导命运共同体。为什么大家很称赞这次讲话？当前的形势大家都很清楚。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对它们过去倡导的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的态度出现180度大转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有一些担心，有些国家也看不清楚今后方向。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发出了正确的声音。有一个英国商人说，“也许我见证了一个历史的转折。”很多人说，全球化过去是美国人讲的，这次却由中国人来讲。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但认为习主席说得非常正确。这也是中国这些年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一个鲜活的例子。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三年多了，这个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有100多个国家和组织都参与了这个计划。联合国安理会去年发表的一个决议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刚刚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又表示，希望各国为倡议的落实提供安全的环境。这就说明，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国的倡议逐渐深入人心，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理解。
《21世纪》：当前，全球化在欧洲遭遇寒冬，在美国遇到空前阻力。中国能否成为全球化新的领导者？
吴红波：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在很多问题上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独特的作用。但是，当世界领导者既不是中国的初衷，也不是中国争取的目标。习主席讲到命运共同体，是要大家互利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在用传统的眼光看问题，也就是谁做老大？美国是当仁不让地要做老大的，一旦不做这个事情就要看谁来做，谁来做谁就是老大。中国走的是跟世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和霸权国家不同的路。如果简单看谁是领导者谁不是，很有可能走偏。
中国的作用肯定是与日俱增，中国的积极影响肯定会越来越大。中国倡导的世界命运共同体将会像“一带一路”一样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当前乱象的根源是缺少发展
《21世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卫报说，当前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混乱的，各种冲突相互联系，而且与国际恐怖主义相连。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吴红波：他讲出了一个事实，但是我想再补充一点。西方国家很多人都讲到乱象和困难，特别是受到大量难民的冲击。但是没有讲到的事实是，当前的乱象的根源是缺少发展。贫困、缺少教育，一系列基本人权保障的缺失造成了社会混乱。我在访问肯尼亚时，肯尼亚总统跟我讲，“我们邻国索马里有很多人去当海盗，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多不安定因素。如果这些人生活安定、富足，谁还会去冒险当海盗？他们是因为没有出路。”因此，要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帮最贫困的人实现经济发展、改善生活质量，不让他们落下来，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21世纪》：从经济角度看，2017年全球增长可能遇到的主要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有哪些？
吴红波：根据我们的预测，2017年经济还不会有太大起色，处在缓慢的发展中，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还是比发达国家要高一些。这里的挑战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政治和政策方面的不稳定性。美国新总统的经济政策有点像两只靴子，一个落了地，还有一个没落。大家都在猜测他最后出台的政策会是什么样子。这种不稳定因素让大家感到担忧。
第二是全球需求疲软。再加上政治、经济政策上不稳定，它严重影响了全球的投资。私人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会裹足不前，公共机构和政府的投资也显不足。很多政府都有负债问题。在全球60万亿美元债务中，美国的债务达到19万亿，几乎是三分之一。美国要投资就必须咬牙借钱，但债务总是要还的，需要三思而后行。
今后的出路应该是加强可持续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减少不公平现象。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在今后的经济复苏中是很关键的因素。
最大成就感：完成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21世纪》：自2012年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来，你最大的成就感来自哪里？
吴红波：最大的成就感是，带领经社部500多名工作人员用了将近两年半时间，支持了成员国关于制定“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讨论和谈判工作。当年开始谈判时，我心里是没底的，因为你可以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做一个经济规划，但为全球193个国家制定一个各方都认同且共同执行15年的规划，谈何容易？
我在菲律宾当大使的时候，有人跟我讲，如果能把三个菲律宾参议员请到一个房间并坐上五分钟就是胜利。这说明什么呢？政治家们在一起是很难达成协议的。在西方议会中也会看到这种情况。193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诉求、挑战和优先方向，能不能做出一个发展计划？我觉得非常之难。但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包括提供专业的知识和分析建议，最后达成了协议。我觉得，这是我担任联合国负责经社事务的副秘书长期间最大的成就感。千载难逢！
《21世纪》：与很多外交官不一样的是，你非常喜欢发微博，不仅更新频率很高，而且语言很活泼。对你来说，微博的吸引力在哪里？
吴红波：我也是受了联合国其他同事的感染。社交媒体是一个新生事物，它有它的特点：即时、快捷、生动、活泼。现在很多联合国官员都有推特等社交账户。我们会见一位荷兰部长时，他的大使说，“我们可以照个相吗？能推上网吗？”在中国也许显得少一点，特别是官员，但在西方已经司空见惯。这种手段可以即时地，不经过任何编辑、修饰地跟大家直接交流，很接地气。我相信，这种沟通方式将来在中国官员中也会逐渐流行起来。
（编辑：辛灵，如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联系：xinlingfly2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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