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今年2月对外表示，已启动新一轮律师法修改工作，多次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2016年，中办、国办，以及两高三部下发了两份关于律师行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分别为《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或将成为此次律师法修订的重要参照。在律师权利保障方面，2012年刑诉法修订时遗留的一个模糊...
司法部今年2月对外表示，已启动新一轮律师法修改工作，多次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
2016年，中办、国办，以及两高三部下发了两份关于律师行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分别为《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或将成为此次律师法修订的重要参照。
在律师权利保障方面，2012年刑诉法修订时遗留的一个模糊地带有待明确。刑诉法第37条第4款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如何理解“有关证据”的范围，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意见。律师群体普遍主张，“有关证据”应为案卷中的所有证据。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介绍，刑诉法修订时，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提交的建议稿建议此条款规定为“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示案卷内容、核对证据。”
但实务界也有观点认为，辩护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只能核实物证类证据，或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口供，而不能核实同案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
“办案机关担心，如果律师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实了同案人供述和证人证言，会发生嫌疑人被告人翻供，或与同案人串供的情况。”在5月4日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原最高法院刑五庭庭长高贵君说。
确定“有关证据”的范围，不仅是刑诉法、律师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修订中的一个技术问题，其背后还牵涉“被告人自行辩护和律师辩护的关系问题，如果承认律师辩护权原则上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那么就必须承认律师的辩护权派生于当事人的辩护权，律师的阅卷权也来源于当事人的阅卷权。”研讨会上，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邹佳铭说。
“这个问题的出现，恰恰从侧面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治一步步的进步。因为按照旧的刑诉法，律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介入案件，而不能在侦查、起诉阶段介入；律师以前能拿到的案卷也很有限，只有一些法律文书鉴定意见等，现在则可以拿到全部案卷。”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称。
按照上述条款，律师可以核实有关证据，是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这时，侦查已经终结，意味着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已经固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不同于侦查阶段，办案机关不应再有顾虑。”王敏远说。
但言词证据的易变性让办案机关担心，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庭审前提前了解了供述、证言等言辞证据，会在庭审中翻供、串供。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中，如果不允许律师向嫌疑人被告人核实全部证据，或许会出现影响司法效率的现象。
“我国刑诉法规定，一切证据都要经过当庭质证，这涉及如何落实被告人的质证权问题。长期以来，实践中都是采取公诉人在法庭审判当中给被告人念的方式，但在一些复杂案件中，律师为了准备质证，阅卷要花去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可是让被告人当庭去质证，就无法落实他的质证权。”田文昌在研讨会上说。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下，如果被告人要求当庭仔细质证，一页页地翻看案卷，无疑将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影响审判效率。”他说。
“在美国，95%的刑事案件是在审判前通过辩诉交易终结的。检方和辩方通过充分的证据了解和交换，双方都已经对案件结果很清楚，被告可能就和检方达成一个诉辩交易。本来如果坚持到审判，审判完了定罪是10年，在起诉时就认罪了，可能给一个5年的‘交易’，这样实际上有利于司法效率。”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满运龙说。
在立法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一些律师会采取一定策略抵御核实“模糊”证据的风险。
“对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我在核对中不会告诉他同案被告人是怎么说的，而是在阅卷完成后，把同案被告人与当事人之间供述不一致的地方列出若干问题，我再来问当事人。”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梁雅丽说。
“律师法的修订，需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说。这种权利指律师与委托人秘密交流拥有豁免的权利。
“特免权立法的价值基础，是指只有委托人和律师充分进行秘密交流，律师才能给委托人做最好的服务和辩护。”张保生说。
（编辑：耿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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