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人类表情达意重要的介质，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有很多民族也一直给人一种“能歌善舞”的印象。其中苗族姑娘的歌声，透过宋祖英的“金嗓子”，被很多人所感知。但对这个民族的男性而言，借助自制的乐器进行的音乐演奏，同样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芦笙是苗族神圣与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器，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响彻着芦笙的乐声以及与之相应的舞姿，有人说芦笙是“苗族的灵魂”，也有人说芦笙是苗族文化的符号象征，反映了苗族社会的历史变迁。
本期《锦绣》，我们的记者走进云南省昭通大关县，一睹大关苗族芦笙制作技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围绕三个守着芦笙的人——那些传承者与保护者们，分别讲述他们与芦笙的故事，重新发现苗族芦笙及其存在的意义。
【一】
我初见芦笙是在2013年冬，因缘际会去了中越边境，后来也就在当地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硕士论文。我的研究对象便是苗族，因此对于芦笙也不陌生。由于同行中有人关注葬礼，因此约略知道芦笙师傅在当地苗族社会中的位置。当时还在想，大概芦笙可等同于汉族地区的唢呐，用作红白喜事。后来，慢慢发现芦笙在许多场合中使用，且在不同场域中其所指意义不同。其实，芦笙就存在于苗族社会神圣与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之间。
时隔三月，我又回到云南，我熟悉这里土地的颜色。但是，对于滇东北的昭通此前从未踏足，然而说到苗族还是觉得亲近。在云南的许多地方歌谚中有“苗族住/占山头”的说法，大抵说来苗族的居住环境主要是山区。而在苗族的古老传说中，早先他们也是住在平原坝区的，只是在与异族征战的过程中失利，因此不得不远遁山林。
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曾用“逃避统治的艺术”为分析框架，试图对山地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疏离关系加以阐释，但就中国的苗族来说情况更为多元复杂。我是从昭通坝区前往大关县所在的乌蒙山区，而苗族就居住在川滇黔交界的这一片区域。当地的苗族主要是大花苗支系，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芦笙制作技艺传承人就是大关县天星镇中心村人氏，当然我是在县城见到的他。
大关县城依山而建，下临深谷，面对青山。苗族芦笙制作传承馆是一间临街的铺面，紧挨着大关县文化馆，墙壁上张贴着各种有关芦笙的宣传海报。通过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搭桥，找到了大关县文化馆馆长周元江。周先生是研究苗族的地方专家，苗族芦笙制作技艺申报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有其一臂之力。他是一位极其谨慎的人，对于知识版权的意识很强，他的一生都在为保护传统文化而奔走，芦笙制作传承人王杰锋老师就在此间与他相识，据二人回忆大概有三十余年。
大关县文化体育局与大关县文化馆合编有《苗族芦笙制作技艺培训教材》一册，周元江认为此书是其30多年与王杰锋老师交流的经验总结，无出其右，示意我可参看。我并不怀疑他与王的关系之亲近，包括参与帮助王家全员农转非以及在县城安置住房，这是为保护非遗传承人免除后顾之忧的关键一步。只有获得现实的回报才能让非遗传承走下去，尤其是2016年起中央财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经费涨到每年2万元，再加上王家在芦笙上的年收入逾10万元，这让大关王氏芦笙的生存看起来颇为乐观。
而其中，周在文化馆任职期间所做的并不止如此，包括为苗族芦笙做宣传，招收学员（至今已有9期），还为王杰锋制作的芦笙注册了“杰峰芦笙”的商标（把锋改为峰，图案是山峰），因此王杰锋的芦笙可以将价位定在500元起。周先生告诉我王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汉话说得不好，我可以多问其子王爱华。
【二】
在芦笙传承馆里，王爱华正坐在传承馆里刨一个笙斗。他是王杰锋的儿子，不到30岁，后来听他说，自己与父亲那辈人不同的是喜好结交外族朋友。我告诉他此行专为芦笙而来，他说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很好，所以不常来。
我在桌案上看到制作芦笙所用到的工具有刀、锯、刨、凿、锤、剪刀、胶水等，制作材料主要是苦竹、桦槁树皮、白杉木以及铜片等。据王爱华说，制作笙斗的必备工具——推刨最好是自己做的，买来的用不了，须要用俗名为“九把刀”（砍不断）的木头来做。因为需要经常刨笙斗，所以他的推刨已被磨出了一个凹痕。
转身看到墙角摆置着一台车床，问怎么不用它来代替，他说：“机器车出来的太粗糙，棱角一看就是机器做的，虽可以用砂纸打磨，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机器车出来的是一个圆柱形，太平了，而笙斗中间稍微有些凸，像是一个纺锤，那么笙管插入才有足够空间，发出的音才对。”“而且，机器制作没有手工快。”他补充道。
所以，虽然相关部门曾经尝试以机器代替手工批量生产芦笙，但是从被闲置冷落的车床来看并未如愿。周元江馆长也曾说：“他们说这个完全可以机器化生产，你的簧片怎么生产？还不是需要人来做？”当然，也有可能是王爱华和他的父亲已经习惯了手工制作，而对机器的操作还不熟悉，因为据其所言贵州的一些芦笙制作便用到了车床和电钻。
芦笙的材料是白杉木和苦竹。“也不是说材料有多贵，而是难找，几十根竹子里找到四五根能用，哪里去找粗细一样的竹子呢？还要对称，至少都要差不多，不能粗的粗来，细的细，否则音便不准。十棵树也就一两棵能用，那树给学员做实验太浪费材料了，能力达到了才能用。通过看树的长势、形态，就可判别其内部纹理是否符合制作笙斗。所以要去山里凭经验先观察，做出判断。能不能做笙斗要凭眼力，而不是先砍了拿回来再选。现在大关都没得这种树了，要去附近的水富县去找。”他说。
制作芦笙首先要制作笙斗，在将其刨光刮圆之后，用砂布将其砂得光滑、圆润，之后便以刀将笙斗竖剖为两半，这就是要求树的生长纹理平顺无结节的缘故了。其中，在对剖的收尾过程中需以膝盖与手合作，考量一个芦笙制作者手艺高低也在于此。其后，用圆凿将两半笙斗的中心挖空，四周厚度为4-6毫米，其中管部位4毫米，斗部为6毫米，合拢后以桦槁树皮制成的箍将其箍紧无缝。
然后，再来制作簧片和发音管——笙管。据王爱华所言，根据客户的需要，王杰锋在传统芦笙的六根发音管的基础上加到八管和十管。此外，又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摸索，在高温冶炼黄铜簧片时加入一定比例的铅，增强了簧片的弹性及韧性，如此发音更响亮，音质也更悦耳。
当问到云南芦笙与贵州芦笙的差别，王爱华说，贵州芦笙的簧片在制作上与大关的不同，他们是在铜熔化后加铅，结成块状；而大关则是浇筑在一个模范中，形成一个铜板，用的时候切割出来一条（3-4毫米宽），然后捶打。铜的延展性比较高，韧性足，硬度适宜。在贵州苗族所制铜片则较厚，捶打出来有大关的五倍之厚，虽然用刀可以刮薄，但吹出来的声音并不一样。
苗族各个支系有各个支系的特点，芦笙的音质自然也不一样。各支系的言语有异，服饰有别，早先互不通婚。但是，至今两地芦笙的形制和制作方法都不同，吹出的芦笙调子也有差异。
【三】
到大关的第三天，我终于见到了王杰锋老师。与照片上英气逼人不同的是，短短几年之间，他就苍老了。传承馆的门大开着，他坐在一个垫着厚毛毯的凳子上，弓着腰熟练地刨一根斧头把子。他见我来很欢喜，忙招呼我坐。
坐定后，他手里的木活并没有停下来。在向他讨问了一些芦笙制作的工艺流程后，发现与其子描述的并无二致，但与《苗族芦笙制作技艺培训教材》所载略有出入。此外，我没有亲眼见过他制作芦笙簧片，而这也是制作芦笙至为关键的程序。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谁都不说话，我就坐着看他刨斧头把子，心想为要用着顺手，却也要这般细致入微。制作芦笙若要有木工的基础，学起来就很快，容易上手。早前培训班里有一个木匠，便数他做得最快。但样子做得漂亮并不一定就会做芦笙，还要会制作簧片，最终还要校音。
次日，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一行四人前来考察，他们意欲将大关的苗族芦笙簧片制作工艺录入数据库。只见他左手持着铜条，右手拿着铁锤敲打，同铁砧撞击出叮叮当当的声音，铜条就缓缓变长变薄，此间也不时停顿下来，通过弯折铜条所呈现出来的质感与声音来感受薄厚，再以小锤施力捶打以使其均衡、匀称；有的时候也用刀来刮削铜片，主要是去除一些杂质。待到薄厚均匀的时候，若要制作簧片，便根据制作芦笙的规格大小，来截取铜片，一般六管芦笙需用七个簧片。
其后，将铜片用切开缝隙的竹管卡住，用刀划出一个锐角等腰三角形，其中最短的一个边不划开。之后制作发音管，将簧片卡在发音管上，最短的一根发音管装两个簧片，然后用嘴对着安装在发音管上的簧片吹气校音，待音准后开始组装芦笙，即将带簧片的六根长短不一的发音管其一头带簧片的一端插入笙斗对应的六组圆孔中，确保严密不漏气，头发丝也插不进。如此，一把芦笙便成型了。
对于芦笙音准的校正需要不断调试，这也是芦笙制作的重点和难点。以前凭借经验校音，不过现在有校音器或电子琴，可以比对。但是对王家来说，目前芦笙的簧片制作以及校音等较难程序，还是王杰锋在把关，而其子离出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说：“自己虽然老了，但总能做一点是一点”。“杰峰芦笙”目前是他父子二人在制作，其他人却也做不了。“小的时候，我爸爸背着芦笙走多远去卖，一去好多天……”，王吐出一口烟悠悠地说。
现在只要在家里就有人上门来定制与购买，不用再出远门去兜售，甚至还开了微店在网上卖，这无疑是好事。闲话半日后，我同他告别，他嘱我日后常来。我带走他的一把芦笙，不曾贴过商标，却是挑选出来的。
【四】
王爱华回忆自己八九岁的时候在山里放牛，便学着父亲做笙斗，用斧子砍成大体的模样，但彼时并未上手。他手上的几处伤疤便是初学的时候所留，有一次用凿子挖笙斗，不小心伤到手，半个小时不能动弹，还是父亲带他去的医院。
他说他父亲的手上也有疤痕，这是每个芦笙制作者的印记。但是，在他19岁从昆明某专科院校毕业后，并没有马上子承父业。其实，他还有一位堂哥，制作芦笙方面很有天赋，但因为那个时候收入过少就东去沿海地区，至今没有回来。
2012年，有一篇研究性文章以大关芦笙的保护与传承为例，谈到王杰锋之子及其女婿由于芦笙制作较难而放弃。没想到两三年后，王杰锋的儿子已经替代父亲成为王氏芦笙制作的主力干将了。周元江老师曾向我转述说：“我曾对王爱华说，‘你爹老了，你还不快拾起来。’”王爱华在三年前正式接手做芦笙，虽然在校音方面还需要父亲的帮助，但至少他已经走上制作芦笙的路了，并且积极为外界展销“杰峰芦笙”。
在与王爱华熟识之后，有一次坐在车里，我好奇他是怎么和他妻子相识的，因为他二人都是苗族，但其妻并非是本县人，相隔较远。他说以前在昆明读书，学校社团之间有球赛，因此结缘。苗族的通婚圈在今天范围很大，不再限于同族之内了，而男女之间相识相交的渠道也不同过往的“游方”或在节日期间的公然许可了。
无论是载于汉文文献还是在苗族的口头传说里，抑或是根据我的访谈与观察，“游方”或“花山节”等的确为苗族男女提供了相识的机会，清人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一书中就有对苗族男女“跳月”时芦笙舞蹈的描述：“吹且歌，手则翔矣，足则扬矣，睐转肢回，旋神荡矣。”
在传统苗族社会中，芦笙之于男子一如刺绣之于女子，为苗族女子的择偶标准之一。所以，芦笙吹得好不好，芦笙舞跳得好不好，是从前苗族年轻男子性魅力的重要指标。在大关当地取景，以王杰锋为原型拍摄了一部微电影《芦笙恋》便是以芦笙为媒，但最终未能公开放映。原因是在看过样片后，王爱华并不满意，指责影片失真失实。
“芦笙是苗族的灵魂，岂止是反映爱情那么单一？”王爱华说。其中，片中有个片段是男主角摔芦笙，而在他看来，苗族男子即便是醉酒后对芦笙都是轻拿轻放，怎么会去摔？
不过，需要承认的是“会吹会跳人少了，做芦笙的人也就少了。”这是我从别处听来的话。但也不必沮丧，芦笙舞与演奏技艺正在恢复，一切从娃娃抓起。有一天，我打电话给王爱华，他说他在一个小学里修芦笙。
回到昭通市内，与当地记者毛利涛交谈得知，他认为现在有的人买芦笙是为了吹，而有的人买芦笙是为了“吹”，挂在房间里附庸风雅。一种新情况是，近些年，女子也加入到芦笙的演奏与舞蹈中，不过制作芦笙的还是男人。显然，芦笙成为苗族族群认同的象征符号，甚而是一种向外界表达自我的工具，所谓“苗族的灵魂”。
在离开大关的时候，天空并没有好转的迹象，车开过一段长长的隧道后，豁然开朗，太阳将天空染成淡蓝，车窗外流动着的是堆放在田地里的暗黄色玉米秆，红色的土壤，青翠的山峦和树木，还有一路上车载MP3连续播放的混音舞曲。
有人喜欢“风”，有人喜欢“雅”，也有人喜欢“颂”。芦笙在今天的境遇又何尝不是如此？(编辑 刘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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