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欢
没有什么比在深圳已然酷热的六月天里读马洛伊小说更加清凉和新奇。翻开《烛烬》，只需要几页书的功夫，东欧的荒原沃野、桦树林、“波荡而沉郁”的秋日空气以及冬天大雪封山时，歪着脑袋向庄园里张望的獐子和麋鹿……这一切会带你穿越到一个宛若梦境的世界，在那里，一位老人在等待另一位老人，为孤寂、隐秘又惊心动魄的一生做个总结。
作者本人——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大概也是这样一位无法停止自省和总结的老人。1900年，马洛伊出生在一个匈牙利贵族家庭，他的一生经历数次流亡，却始终坚持母语写作。“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匈牙利文学。”1949年，当时流亡在意大利的马洛伊在日记中写道。四十年后，受到癌症困扰的老作家在美国加州举枪自尽，为生命画了一个主动的句号。在最后的日记中，他说：“我等着死神的召唤，我并不着急，也不耽搁。”马洛伊在老年时代仍然没有放弃创作，尽管几乎没有读者。自始至终，他践行了自己作品中所推崇的各种高贵品格，这是一位真诚的作家。
马洛伊去世后，他的作品在祖国重获出版，马洛伊又一次成为匈牙利的文化骄傲。有点讽刺的是，在西方，马洛伊同样也是在死后才被“重新发现”。他的一批写作于上世纪前半叶的小说和散文集，到二十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才被以西欧语言出版。完成于1942年的《烛烬》先是被译成法语，1992年出版，而英文版直到2007年才问世。我猜想，世纪之交的西方读者在马洛伊文字中所感受到的新奇与古典之美，和我今天抛开各种互联网时代的芜杂信息，在阅读中获得的享受别无二致。
被重新发现的马洛伊，与此前我们熟悉的东欧作家，比如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人风格迥异。马洛伊的小说几乎丝毫没有“现代感”，有些时刻会让人想起鼎盛时期的俄国文学。但同为贵族出身，比起不露声色的托尔斯泰，马洛伊对逝去的时代、对奥匈帝国的荣光有着更加情深意切的缅怀。
马洛伊的真诚还以他对独白形式的钟爱表现出来。无论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伪装成独白的爱情》，还是在《烛烬》里，作家总是借主人公之口，以诗性语言表达热烈的感情。得益于作家性格中深刻的自省与真诚，即便是滚烫的文字，其底色依然是冷调的，并不会让今天的读者感到羞涩。
《烛烬》的故事只发生在一个白天加一个夜晚里。这一天，隐居在维也纳郊外森林庄园中的老将军亨里克在等待故人，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回忆做国王近卫官的父亲，法国女伯爵母亲，还有那个和他相守一世的乳娘妮妮（年幼的主人公在巴黎病重，妮妮颠簸几天赶来，用一种比母爱更有效的亲切和挚爱救活了他）。当然，最重要的回忆，还是曾经的挚友康拉德。两个来自不同阶级的男孩在军事学校里缔结友谊；两个青年人经历了对这友谊最严峻的考验，竭尽全力维护各自尊严；两个耄耋老人重新坐在一张桌前，保留能保留的，放下愿放下的。
这是一部情节简单的小说。作家写给我们的，当然不止一个简单的三角恋情故事。这更像是一场审判。亨里克在白天审判了自己，晚上审判消失了四十一年后重返故园的康拉德。或者说，两个老人都接受了命运的审判。他们诞生于不同阶层，性格爱好迥异，然而他们都是最终要回来面对审判的“那一代人”。引用马洛伊的话：“那代人确实很棒，但是稍微有点孤独。他们不能幸运地融入世界，他们虽很高傲，但心存相信：相信正直，相信男性品德，相信沉默，相信孤独和诺言，还相信女人。”而亨里克对审判康拉德的笃定，是因为“一个人不能既是一个音乐家、是肖邦的亲戚，又逃开审判。”
审判、诺言与相信，这样沉甸甸的词语，对于我们这些新世纪的读者，有疏离的陌生感，也许更有心灵深处的熟悉。大概正是这熟悉，使得作品在作家身后重获殊荣；也是这熟悉，让我们在燥热中触到些许清凉。(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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