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这些年你一直是在舞台表演跟电影表演中间交叉地工作。对于舞台表演来说，你面对的可能是200个、300个真实的观众，对于电影来说，你潜在面对的观众是摄影机，这两种表演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同时做？它们对于你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伊莎贝尔·于佩尔：我觉得戏剧舞台跟电影舞台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般来说，很多人觉得电影演员更多面对的是自己，而在戏剧舞台表演上更多面对的是观众，我希望打破这样的边界，只是做一个好好的演员。面对不同的导演时当然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在戏剧舞台上，我可能会跟美国的导演和波兰的导演合作，他们的风格，让我可以更多地把自己的个性展现给观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同的体验。
贾樟柯：我觉得你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女性的宣言，从十几岁演到现在，呈现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形象。就表现方法观念来说，你是有很明确的阶段性的改变，还是在一早建立起来的表演信念上一直坚持下来？
伊莎贝尔·于佩尔：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会演很强壮或者充满力量感的女性，一直到后来，我演的角色才是那种为了争取很多的权益，慢慢地开始跟生活抗争的人。很幸运生在一个开始有女权主义思潮的时代，能够得到这些角色，正是因为这些角色，让我慢慢开始转变自己的戏路。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定地要演很强的女人，要传播女权主义思想，而是很幸运有这样的角色给到我，因为角色塑造了我。我所有的女性角色，年龄不是问题。对于我来说，角色吸引我的仍然是她的思想、她的价值、她的命运，这些东西对于塑造一个角色是最重要的。
贾樟柯：你演过的许多角色都有一定的精神问题，你是怎么与自己的角色相遇的？
伊莎贝尔·于佩尔：我表演这些角色，只是认为这些角色表现出来的东西是能够跟观众有内心的呼唤、让观众能够感动的，能够有感受就是好的东西。像今年的《她》，包括以前的《钢琴教师》，很多人会说“变态”或者怎么样，我只要观众在下面看的过程中被触动了，感受到这些东西在自己内心深处也有，把平时庸碌的生活中被埋藏的东西展现出来，这就是价值。我在演这些角色的时候会分析这个东西有好有坏，有邪恶有清纯，有力量感也会有脆弱感，我不希望在表演的时候分界得非常清晰，而是经常混合在一起表演，因为越是混合，而不是完全是好人或者坏人的时候，才能让一个角色活生生站起来，更像是一个人。
贾樟柯：你的表演非常的细腻，像这样细节表演是建立在案头工作的准备上还是一种下意识的表演呢？
伊莎贝尔·于佩尔：我比较倾向于后面的一种方式。我是不做功课的，很多表演都是潜意识的。在演《钢琴教师》的时候我甚至没有读过那本书，因为导演跟我说不要读这本书。我并不太喜欢在表演之前先去做功课，甚至不喜欢排练。有时候排练出来的东西，那一刹那的表演比在镜头下面的更好。因为排练的时候你有非常新鲜的感知，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最新鲜的，这个时候的反应可能是最及时的，所以我不喜欢排练。我的表演方式更多的是在实际情境中，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瞬间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让我感受到很多东西，表演出很多东西。
贾樟柯：你除了在欧洲拍戏，也跟好几位亚洲的导演合作，比如说洪尚秀。跟不同的导演合作时，你怎么样去理解、适应一个新的导演、新的电影美学系统，并且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保留自我？
伊莎贝尔·于佩尔：小时候我想要做演员是因为我想要去别处，无论是通过更多的旅行对世界进行地理上的探索，还是通过表演探索自己本身、探索每一个导演内心的世界、探索每一个人内心对于世界的不同想法，所以对于我来说做演员的初衷就是去别处。我确实在跟一些东方导演合作的时候有更多不一样的感受，像洪尚秀导演，他从来没有剧本，每天早晨给一个新的场景就直接去演了，边导边写剧本。很多时候他的电影是在9天内、6天内拍完的，我在戛纳跟他有6天拍完一部戏的经验。很多人会说他的导演方式是即兴的，我认为不是这样的，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排练，而且他会拍很多的镜头，有时候连拍20小时都没有人阻止他，这是他的风格。在异国他乡拍片的时候有一种孤独感，身边所有的演员说的是韩语，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是很喜欢孤独感的人，因为可以得到思考。(编辑 董明洁 许望)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
分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