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平（首都师范大学）
美国及众多西方国家近四十年来社会贫富分化的持续扩大，已成为影响各国内政走向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各国不得不面对的痼疾。其中，教育与社会分化之间的关系尤为引人关注。一方面，社会贫富分化深刻影响着教育发展，现有的教育逐渐成为进一步促进阶层固化的重要机制；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通过教育变革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改变社会分化持续扩大的趋势。
剑桥大学帕尔马（José Gabriel Palma）等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税后收入占全国人口税后总收入的比例曾在1929年到达23%的峰值，在1970年降到7%的低点，并在整个70年代停留在9-10%的水平；随着里根时期的政策转变，这一比例从1980年开始快速上升，并在2006年重新到达1929年23%的水平。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强调“1%与99%”的分化现象，提出“我们代表社会的99%，我们不再忍受那1%的贪婪与腐败”。
“占领华尔街”运动很快便偃旗息鼓，表明现今时代的美国已不存在抵抗和制衡阶级分化扩大的强大社会运动潮流。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等问题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人们更多地希望从教育等领域获得改变的动力，通过改善公立教育提高社会流动性。
美国教育学者邓肯（Greg J. Duncan）和默南（Richard J. Murnane）在《重获机遇：不平等危机与美国教育的挑战》（Restoring Opportunity: The Crisis of Inequality and the Challenge for American Education,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14）一书中指出，那些为穷孩子服务的学校在过去四十年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全球化与技术进步不仅让社会越来越不平等，也提高了良好收入水平工作岗位的教育水平要求。产业工人岗位在近四十年内不断减少，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新岗位要求更长时间和更高质量的教育，而大多数低收入阶层家庭往往难以承担。二是贫富分化加剧进一步促进了不同阶级居住社区的分化，富人孩子与穷人孩子所上的学校截然不同。
美国MIT的经济学家皮特·特敏（Peter Temin）在《消失的中产阶级》中也指出，教育是美国二十世纪繁荣的关键所在，而今天低收入人群聚居的社区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教育的失败。21世纪的富有阶层试图杀掉20世纪那些“下金蛋的鹅”（良好的公共教育机构），让促进社会流动的教育越来越昂贵。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市区内的公立教育机构日益衰败，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制造了不断扩大的教育鸿沟。
近年来，美国舆论越来越意识到，核心问题仍然是阶级分化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加兰德（Sarah Garland）曾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儿童教育领域，阶级比种族要更为重要。道理很简单，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为孩子提供各种教育资源进行全面的较高强度的培训，可以有更多闲暇时间陪伴孩子，等等。
低收入阶层孩子的教育主要依赖公立教育系统，如何改善公立教育系统，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皮特·特敏强调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要缩小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教育鸿沟，首先要做的是为穷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前教育。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则提出，需要延长公立中小学的教育时间，改变早早放学的安排。这是因为，贫困家庭很难提供各种补习班的费用，父母也没有闲暇陪伴早早放学的孩子，这使得他们的孩子处于落后的位置，甚至使孩子疏于管教，容易在放学后沾染恶习。他还提出，需要给贫困社区学校的教师提供更高的薪酬，以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不然，由于贫困社区的学校往往有较多家庭疏于管教的顽童，秩序较差，优秀教师会不断流失。
邓肯和默南在《重获机遇》中指出，以往提高公立教育的努力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于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持续的良好教育，因为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这样做很困难。但他们认为，实际上美国教育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他们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波士顿学前教育项目等三个教育改革案例，这些案例呈现了集中资源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持续提供关键技能教育的可能性。这些案例的主要经验包括，充分运用建立在研究基础之上的学前教育、基础教育的良好经验，为教师与学校领导提供必要的支持，尤其是培育有责任感的合理体系。他们并不讳言，这些案例都是特例，它们在提示未来可能性的同时，也显示了在不平等时代通过教育逆转社会大势的困难。(编辑 李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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