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宇默（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故乡在消失，这是人们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常有的感受。格非在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6年7月）从身世特殊的“我”的视角叙述了“故乡的死亡”。近年来人们对“乡愁”的叙述，多关注传统（尤其是前现代）的乡村，但“我”笔下的“故乡”颇为特别，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流浪汉出身的村领导赵德正。这一形象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叙述中国20世纪历史的众多长篇小说中的习惯形象颇为不同，耐人寻味。
此前的长跨度地叙述中国现当代史的当代小说中，常见一类形象：一无所有、游手好闲、无德无行的流浪汉，他们往往投机革命，凭借赤贫出身与极端的政治表态当上领导，随后滥施暴力。1980年代早期古华《芙蓉镇》中的王秋赦、1990年代前期张炜《古船》中的赵炳是这类形象的代表。贾平凹的《老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9月）是试图纵向把握百年中国史的最新努力之一，其中也安排了一位流浪汉出身、无德无能但混成领导的匡三司令。
《望春风》中的赵德正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这一历史叙事潮流的长期惯性依赖。按照公开反对赵德正担任村农会主任的“我”母亲章珠的说法，他出身微贱，靠村里人的施舍长大。但他并不像王秋赦与赵炳那样，因早年的低微而有报复心。赵德正担任村农会主任之后，并不霸道，梅芳和高定邦等人在村党政机构中经常联手反对德正的意见，但他并不以为忤，而是把去省城学习的机会让给了梅芳和高定邦。他也并不唯我独尊，他当选后一如既往住在破败的祠堂里，在严政委的催促下才盖了自己的房子。建房时木料不够，他不愿砍村里的木头，而是不畏鬼神，用那些无主之坟的棺材板建房。
德正颇有公心，他致力于办“三件大事”。头两件事关乎公益，一是建成儒里小学（第二年改名为向阳小学），四周村落的小孩有了上学的地方。二是推山垦田，兴建养猪场，缩短到镇上的距离。他被提拔任公社干部，受到公社武装部长曹庆虎暗算捆绑的时候，村里人愿意站出来救他，把曹庆虎打了一顿。离职之后，他也安于回祠堂当仓库管理员。
德正敢于任事，同时相对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正面形象，显得立场不是那么坚定。他知恩图报，早年赵孟舒的一句话让德正在祠堂落了脚，为他抬轿多年，从来不肯收一文钱；解放后，他对赵孟舒的遗老作风网开一面。德正也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我”父亲赵云仙视为自己从小的挚友，在赵云仙葬礼上发现其同伙，跟踪了解其死因，并显然隐匿了这些情况。
《望春风》分三章，前两章的题目分别是“父亲”与“德正”。这两章并不只是分别主要叙述这两个人物，而是通过这两个人物牵引出村庄的系列人物和社会网络。章节题目的命名显示，作者有意识地突出赵德正的重要性。与此相应，“故乡的死亡”其实首先是赵德正这种乡村领导者的消失。在市场时代出现的乡村要角是赵礼平这种四处伸手却口口声声纯洁诚实公平正义的富豪。
“我”回乡之后与爱人春琴寄居通便庵，这一居所保留的唯一指望是赵礼平的地产开发资金链断裂得更长一些。弥漫全篇的虚无感与“我”的个人际遇有较大的关系。“我”的个人经历颇为特别，母亲放下襁褓中的“我”，在担任乡干部之后与一位省城老干部结婚，后来在弥留之际通过朋友为“我”安排了一个企业图书馆的工作；父亲作为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为前妻告发而自杀。
在“我”这里，父亲与母亲所承载的不同历史是缺乏具体政治含义的，父亲的主要角色是有预见性的算命先生，母亲则是从未相见的幻想形象。真正呈现社会政治变迁的是赵德正、赵礼平与梅芳等人。如果说赵德正显示了弥合社会矛盾的努力，赵礼平的角色显示了社会裂痕的扩大。但梅芳和其他村里群众为龙英一家出头讨公道，追究撞死龙英孙子的造纸厂卡车的责任，迫使造纸厂老板赵礼平作出赔偿，意味着社会平衡机制的存在，提示故乡的重建仍然有着村庄共同体的基础，仍然活跃着丰富的潜在能量。
《望春风》大致可看作“江南三部曲”的姊妹篇，都包含了内在的复杂性和张力，既呈现了历史转型期高度复杂的状况，也是社会意识复杂性的一种表现。对这种复杂状况的把握，是格非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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