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相关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于中国的外汇市场形势和外汇管理政策取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现金贷”监管等热点话题作出发言。关于中国外汇市场形势，潘功胜指出，我国外汇市场形势有良好的稳定的基础。中国未来的外汇管理的政策取向有两点基本考虑：第一坚持树立国家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中国的对外开放。第二防范跨境净资本的流动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一个经济转型期很重大的问题需要被厘清，那就是行政型的外汇管理体制与市场化的进出口贸易对货币的需求的适应性问题。在结构性调整与防通胀已成当务之急的情况下，应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的要求，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
外汇占款是指本国中央银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在我国基础货币M0中，外汇占款比例非常高。我国的M0，2005年是6万亿，2015年到了30万亿，十年来M0涨了十倍以上，在这30万亿M0当中，有20多万亿是外汇占款。也就是说，在这十年中，我国不是主动地实施货币宽松政策，而是应外汇占款需要，被动地扩大了十倍以上货币供应量。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在我国表现为：银行结售汇制的强制性，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封闭性和管制，相关外汇政策缺乏灵活性或弹性，等等。强制结汇使人民币换来的外汇用于购买外债，外币流回进口国用来购买我国的出口商品和劳务，再流进我国，再被强制换成人民币，由于结汇繁琐、换汇有额度限制等原因，使市场上外汇占款不断增加、只增不减，再加以乘数效应，M0膨胀加速。
众所周知，汇率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往往不是单一因素决定。但是，从根本上讲，经济实力决定币值水平。比如，美国GDP大约是18万亿美元，我国GDP大约是10万亿美元。但是，美国的GDP较虚，金融业增加值占了大头，制造业增加值大约只有6万亿美元，而我国经济较实，制造业大约占了80%GDP，世界上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工业品和消费品由我国制造。因此，可以推定，在相似的货币政策指导下，人民币对美元有升值的基础。但由于外汇占款原因，人民币流通量相对较大，不能正确地反映贸易对货币的供求关系，造成人民币升值缓慢。
值得注意的是，一是美国已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我国由于外汇占款的原因，实际上货币仍是较为宽松。二是推高通胀。2017年上半年，我国钢铁价格上涨3.42%，纺织品上涨2.97%，下半年油品价格出现升高，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必然会推动房地产、日用品等整体价格走势。三是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如果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够，那就会不利于市场对资源包括货币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使生产水平和能力徘徊在附加值较少的产业链低端，不利于新兴产业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普及，造成出口竞争力下降、收入增长减缓、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
明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国汇改也已走过了相当长时期的风风雨雨，不断与国际接轨取得了巨大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在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中保持货币政策的长期稳健，必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市场化原则；二是法治化原则；三是全球化原则。完善金融政策顶层设计，促进金融开放，加强风险管理，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减少外汇占款比例。比如，推动人民币资本项下尽早开放、实现可自由兑换；又比如，加快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进一步集聚国内外金融机构；再比如，建设金融自贸区、金融自由贸易港，设立“不结汇银行”，形成可复制、可借鉴的制度经验。总而言之，需要让人民币在国际化与市场化的环境中，插上腾飞的翅膀。(编辑 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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