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深港合作的探讨中，高等教育是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以创新产业著称的深圳，发展至当下，亟需要国际级的研究型高校作为未来创新的支撑；香港则已经是著名的高等教育重镇，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资讯和分析数据提供商QS的2018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中香港占了4席。
深港之间在高等教育、科创领域如何开辟更好的合作路径？怎样看待研究型大学的角色以及与科创产业之间的互动？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
陈繁昌是加州理工大学理学硕士、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曾在美国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自然科学学院院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助理会长等职务，同时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9年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兼具教育家和科学家的身份，陈繁昌一方面强调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做前瞻性研究的使命，另一方面密切关注科创产业的发展。在他看来，粤港澳大湾区、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开发将给深港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带来历史性的机遇。
大学的使命：培养学生与创造知识
《21世纪》：香港的大学普遍比较年轻，但高等教育获得了高度发展，你认为有哪些经验？尤其香港科技大学，创办仅有26年，但在各项世界大学排名中都取得了非常靠前的成绩。
陈繁昌：全球的大学排名中，前100名香港有5所，如果按城市数量来比较，这项排名香港已经是世界第一，伦敦第二。当然排名只是一项参考，不可过度注重，但如果它反映出的是上升的趋势，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香港科技大学1991年创校，当时面临着香港回归，社会各界都知道香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香港政府想了很多应对计划，首先是有必要办一所研究型的大学，要给到香港的精英对未来的希望，我觉得有这方面的考虑。
我们的定位一开始就是研究型大学，在此之前，香港没有这样的先例。这个概念最早来自欧洲，并不是说研究型大学只做研究，不重视教育，而是二者互补。
我们同时是国际型的大学，创办之初就到全世界各地“招兵买马”，现在我们的教授中也只有很小比例的香港人；在香港地区推行全英文教学几乎不存在障碍，但在日本、法国、泰国等这些国家可能都难以做到。
香港本身是国际城市，我们充分享受了这一优势，来自美国、欧洲的教授过来觉得很容易适应，能够自由地去世界各地交流，包括他们的孩子过来可以读很好的国际学校。另外一点，我们的制度、人事方面，都是跟国际接轨，国外的教授在这里感觉不到太大的差异。
所以总括来说，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包括一些运气，它背后有香港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因，以及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带动作用。
《21世纪》：研究型大学一方面要承担基础研究和教学工作，另一方面，社会对研究型大学又有了更多的期待，比如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你曾经在专栏文章中写过：我们要明白基础科学及可转化商业应用的研究间微妙的平衡，拿捏得宜才可真正贡献世界。具体怎么理解“拿捏得宜”？研究型大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陈繁昌：研究型大学的使命主要有两个，第一是训练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的领袖，我觉得这个最重要，至于将来做什么工作，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第二是要创造知识，不只是当前马上要用的知识，也有将来要用的知识。
当然公立大学应该尽量对社会做出贡献，这里面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你不要全部做非常前瞻的基础研究，那是“象牙塔”；但也不要全部做眼前的应用研究，如果十年前，我们请多一点教授做当时最热的项目，十年后的今天会有人问我们：你看美国在做人工智能，为什么你们没有人做？
大学的使命是社会上其他机构承担不了的。企业有盈利的压力，对时间的紧迫感是比较强的；大学相对而言压力没有这么大，它的时间刻度更长远，培养人才我们说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研究型大学是社会的智囊，不可能每一位教授做的研究将来都有用，这就好比风险投资，投资的十个项目里有一两个成功已经很难得。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未来会发生什么？可能没有人预测得到，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21世纪》：有观点提出，在做研究、发表论文之外，要把教学、推动产业化发展同时作为对高校老师的评价指标，你怎么看？
陈繁昌：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评价体系，主要分为三个方向，一是研究，二是教学方面的表现，三是服务，包括社会服务，做技术转移就是其中一种方式。每一位教授定期接受评审，三方面的比重分别占40%、40%和20%。
我们的教授和学生，如果有技术转移的机会，想要创业，会得到很好的平台和支持，我们有创业竞赛，以及一些课外活动给学生参与。但是我不能去跟院长、系主任说，明年1/3的教授一定要去做技术转移，这不可以，大学不是企业。
全世界所有的研究型大学，研究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如果你只有研究做得好，教书做得不好，我会告诉系主任：这个教授，你要让他在教学方面“补习”一下。
深港连通，情况会大不一样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是今年以来一直很热的话题，深港合作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子议题，你怎么看待当前深港两地的合作情况？
陈繁昌：两个城市的优势互补非常明显，香港缺乏的深圳都有，反过来，深圳缺乏的香港都有，我常常说，两地加起来是“世界无敌”。
深圳有很多创新科技方面的大企业，有制造业的生态环境，有大量的人才、资金；香港有大学，国际化的环境，成熟的法律，以及低税率。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总结过这些，但应该说，过去两地的合作还没有做到最好，因为有一国两制，可能在“两制”方面注重更多了一些。
粤港澳大湾区是个很好的机遇，而且现在有河套，这是一个突破，虽然还只是刚开始，但是已经明确了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这个我很同意，当然更关键的是要关注具体怎样落地。
《21世纪》：河套地区的合作备忘录提出，吸引港深两地的高等院校和研发机构进入。香港科技大学目前是否有这方面的计划？
陈繁昌：我们现在才开始讨论，政府还没有具体的措施。我希望政府也好，大学也好，社会也好，不光是看到河套有地，要怎么用这个地，比如有的公司在港岛地方不够，希望搬到河套，如果只是这样做，并没有真正利用好这里的特殊环境。
河套是香港最靠近深圳、深圳最靠近香港的地方。我觉得未来每一个申请去拿地的主体，你要论证对深港创新科技合作有什么贡献。比如我们学校，我说清水湾的地方不够，我要搬到那里，那么不应该给到我们；可是如果说我们跟华为、腾讯、大疆有紧密的合作，教授有频繁往来两地的需要，那可以考虑给我们。
还有很多人提出开分校的想法，分校其实很不容易，比如科技大学开分校，如果让清水湾的教授过去，那这里怎么办？但如果从外面重新聘请教授，又可能缺乏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
我的想法是，现在有新的机会摆在眼前，为什么不采用全新的思路，而不只是做一个现有大学的“翻版”。可不可以利用深圳加香港的优势办一所大学，深圳有很多创新科技企业，怎样让大学跟企业的合作更多一些，比如让企业给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另一个考虑的方向是，内地和香港的大学主要是公立的，香港也有私立大学，但老实说不是最出色的。在河套地区，为什么不能创办出像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这样的私立大学？
《21世纪》：你曾经说过科创在香港人的认知中是相对不受重视的，怎样去改变这种社会氛围？大学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理解大学与当地的科创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陈繁昌：前面说到，我们在1991年创办时就是希望对香港经济有贡献，但是光靠大学远远不够。香港缺少创新科技企业，我们的学生毕业后怎么办？但如果深圳跟香港连通的话，情况会很不一样。现在香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很少有人去深圳工作，可能有文化、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
你看美国硅谷，它通常指的是山景城、森尼韦尔、圣何塞这些地方，并不是旧金山，但旧金山现在也有很多科技企业。为什么？在硅谷工作的很多年轻人喜欢住在旧金山，每天几百台巴士穿梭。当这些人有一天离开Google、Facebook自己创业的时候，就把科创产业带到了旧金山。
香港跟旧金山很相似，地少，租金贵，旅游、金融业发达。如果把深圳比作硅谷，香港至少可以是旧金山，硅谷到旧金山、深圳到香港的距离都差不多是一小时车程。
说到香港的科创氛围，我们的中学生，尤其是书读得好的，都愿意去当医生、律师，医学、法学是人人都想读的“神科”。这种文化不改变的话，科创产业的发展会比较难。但文化的改变需要时间，如果能出现港产的、明星级的科技创业者，会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前不久我去了香港的Jumpstarter创业大赛决赛，有阿里巴巴马云跟特首林郑月娥对谈的环节，在那里会感受到香港的气氛真的好了很多。既有创业想法的年轻人，也有年纪稍长的风险投资人。五年前我们一个共享办公空间都没有，现在有60多个，香港的资金可能比创业的idea还要多，这也是一个好的趋势。
（编辑：赵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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