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 中国应尽快制定 低碳发展的中长期路线图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尔德 北京报道
2017-12-20 07:00

12月19日,中国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这意味着中国将建设全球最大的碳市场,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项重大创新实践,表明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转型发展的历史担当和坚定决心。”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

王毅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发展需要采取综合手段,碳交易只是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诸多工具中的一个,其目标是有效降低碳减排成本,进而更好地实现碳减排目标。与此同时,建立碳市场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中国应该稳步推进,继续做好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王毅表示,在碳减排上,中国已经提出了2020年和2030年的近中期目标,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于2035年和2050年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相对应的低碳发展战略目标,按照《巴黎协定》对各缔约方所要求,2020年前通报并公布我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目标及其实现路径需要进行统筹考虑。

就中国碳减排的现状与未来,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王毅。

中国碳减排进展超预期

《21世纪》: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并没有提出碳强度下降目标。那么今年的碳强度下降情况如何?“十三五”期间碳强度比2015年下降18%的目标实现是否有挑战?

王毅:尽管今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有所反弹,但前三季度碳强度进一步下降4%左右,预计今年超额完成“十三五”期间下降18%的年度分解目标。目前来看,实现“十三五”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态势良好,并有望达到2020年向国际承诺的碳强度减少的上限。

从目前的碳减排态势来看,十三五规划确定的18%的碳减排目标实现起来难度不大,而且可能会超额完成。

《21世纪》: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在2009年提出的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国际承诺也将超额完成?为什么?

王毅:是的。在过去十二年里,碳减排的进展超预期,有多种原因。我这里简单谈两点。一是我国采取了综合性的节能减排措施,特别是约束性指标及其保证机制,包括污染控制与碳减排的协同效应,使得我国在节能减排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把这些成功经验得以快速复制。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2013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的增长平台转换到中高速的增长平台上,经济处在转型过程中,主要能源密集型产业相继进入缓慢增长甚至峰值平台期,由此带来了能源增幅的迅速下降,尤其是煤炭消费的迅速减少。

同时,国家在治理大气污染上的决心和举措前所未有,推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朝着低碳化、清洁化的方向转型。因此,实现了碳强度的迅速下降和碳排放总量的大幅放缓。

统筹考虑2030年、2035年和2050年的减排目标

《21世纪》:你如何看待煤炭消费峰值和碳排放峰值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的煤炭消费已经达峰,碳排放峰值可能提前到来。

王毅:的确,我们看到我国的煤炭消费量从2014年开始持续下降。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煤炭消费同比下降2.9%,2015年同比下降4%左右,2016年同比下降4.7%。但是煤炭消费量在连续三年下降后,今年再次出现上涨。

我认为,煤炭消费是否以及何时达到峰值,现在还不适宜过早下结论。因为大家对未来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预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经济增速回升,可能还会拉动能源消费一定幅度的快速增长。

当然,这主要取决于能源消费增量中煤炭能占到多大比重。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2016年全国煤炭消费39.1亿吨,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62.4%,但是从全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发展及能源消费增量来看,煤炭的空间已经不是很大,未来能源消费增量部分将主要由非化石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供应。

我们也看到,国家在坚定不移地推动煤炭生产和燃煤电厂的“去产能”以及北方冬季的“煤改气”、“煤改电”,这些都是导致煤炭消费下降的重要推动力。

因此,煤炭消费峰值有望比我们原来的预期提前到来。但问题的关键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真正实现了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型,我们是否找到了钢铁、水泥及石化产品等需求的替代方法,是否能够为现代能源体系特别是非化石能源的安全供应提供可靠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制度环境,我们的社会是否准备好为清洁能源和优美环境提高支付意愿。只有这些条件实现了,我国碳峰值的提前到来就是水到渠成的。

《21世纪》:对制定下一步的碳减排战略,你有何建议?

王毅:首先,我们需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2025年的“十四五”目标,还需要统筹考虑2030年、2035年和2050年这三个中长期的碳减排及低碳发展目标。

2014年,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希望由此形成倒逼机制。

根据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的相关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要提交本世纪中叶(2050年)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和2050年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2035年和2050年绿色低碳发展目标,这些目标不仅有效率和总量目标,更应该有体现质量和结构性变化的目标,同时,还要提出明确的转型路径与优先领域。

其次,低碳转型主要是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其深层背景则是社会经济的转型,包括生产方式、消费方式、贸易方式的转型。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将对低碳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我们必须看到能源转型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不断创新的过程。“去煤化”是能源消费转型的一个大趋势,但是这需要建立在作为替代能源的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的安全可持续供应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储能技术、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系统等现代能源技术体系之上。

第三,在减排手段上,我们要充分发挥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多元化手段,特别是学习利用市场化手段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激励转型,包括碳交易、碳税等经济手段。

第四,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正面临着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和大气污染日益严峻的巨大压力,因此温室气体应该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争取协同效应,在上述控制目标的基础上,制定协同控制的路线图。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平衡,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低碳转型发展之路。

(编辑:谭翊飞)

王尔德

研究宏观经济、电动汽车、环保和新能源。著有《改革:新经济政策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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