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独占鳌头，其创新指数接近深圳和上海的总和。
12月21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发布《2017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报告显示，2016年城市创新指数的前3名为北京、深圳和上海，属于创新指数里的第一梯队，其他城市和它们的差距相对较大。即使在这前3个城市内部，北京也是独占鳌头，其创新指数接近深圳和上海的总和。
第4-10名依次为苏州、杭州、南京、广州、成都、武汉、西安。在创新指数前20名城市中，有13个来自东部地区，4个来自中部地区，3个来自西部地区，其中来自江苏省的的城市最多，共3个，广东、浙江、山东次之，分别有2个城市上榜。
在2001-2016年间，4个一线城市创新指数的增长趋势差别较大。
深圳的平均增速最快，过去16年翻了550倍，增速远快于其他一线城市。在2001年，深圳的创新指数处于4个一线城市的末端，但在2004、2009年分别反超广州、上海，并且以现在的增长速度能在2020-2021年左右赶超北京成为第 1。上海和广州在过去16年的平均增速分列2、3位。尽管北京创新指数增长最慢，但这个城市集中了许多大企业的总部。总部经济效应使得北京拥有了最好的发展基础，所以创新指数能够一直居于领先地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张军表示，“这个报告建立在很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真正能够体现研究水准在于指数的构造方法，这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用了我们产业专业的数据库存。”
政府越来越重视创新毋庸置疑。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并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有效落实创新驱动战略，需要从地区、产业、企业多个层面对中国的创新现状有准确的把握，但官方却没有发布相关的权威指标。
《2017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旨在弥补在该领域基础数据和指标上的不足。
创新在本质上是一种投资行为，只有当创新收益大于创新成本时，人们才愿意进行创新投资；同时，创新也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过程，其创新收益与知识产权保护密切相关。度量创新活动，可以利用研发（R&D）支出、研发人数等创新投入端指标，也可以利用专利等创新产出端指标。
但是，专利并非保护创新的唯一方式，许多创新没有或者无法申请专利保护，而是以商业秘密的形式存在。与专利保护相比，商业机密的交易和定价都更加困难；与之对应，创新者只能通过创办企业，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才能获得与商业秘密相关的技术收益。鉴于此，作为对专利指标的补充，该报告利用新注册企业数量来度量各城市创业能力。综合起来，城市创新力指数不仅考虑了城市以专利度量的创新能力，还考虑了各城市与商业秘密等相关的创业能力。
报告指出，2001年至2016年间全国创新指数呈现指数化增长，尤其在 2006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发布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同期全国创业指数增长相对缓慢，但2014年商事制度改革后也有所加快。这种增长的差异体现了专利在我国创新领域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在省份层面，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5个省、直辖市的创新指数和创业指数都排在全国前5，是“双创型”省份。
中国的创新行为在区域分布上极不平衡，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这三个“创新集群”。三个集群的核心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更是在许多行业领域内主导着全国的创新活动。2001年至2009年间全国各区域的创新活动都存在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但2010年起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创新产出的集中程度有所下降。
中国具有门类齐全、功能完整的产业体系，在2001-2016年间，中国的专利创新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其创新力指数占所有行业的比例高达87-95%。近年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创新力指数占比有正在持续上升，从2001 年的0.3%上升到4.9%，提高了4.6个百分点。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创新行为主要集中于制造业。
从产业层面来看，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这5个二位码行业的创新水平较高。
而在四位码行业层面，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通用设备修理这5个行业的创新能力较强。
以上主要行业中，深圳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的技术位次最高。除这类 ICT 产业外,北京几乎在其他所有行业的技术位次都位于第一。在 2001-2016年间，中国新经济行业的创新能力也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但新经济行业的增长主要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产业的增长。
2016年创新能力前20位的企业中有8家位于北京、7家位于深圳、2家位于上海。从城市层面看：北京市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以央企及其控股企业为主；上海的高创新能力企业既有国资企业也有外资、三资企业；深圳的创新型企业则以民营企业为主，也有三资企业。
2016年，创新能力前3名的企业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无论从产业角度还是技术领域角度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在ICT类产业、技术领域的技术位次都是前2位，而中石化是大多数化工类产业、技术领域的领先者。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作为一种投资活动，只有收益高于成本时才会有企业愿意进行创新活动。按此逻辑，创新政策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旨在降低创新成本或风险的“投入端”激励政策，一类是旨在提高创新收益的“产出端”激励政策。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都侧重于投入端创新激励政策，最典型也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对企业的研发支出进行财政补贴或者税收减免。尽管此类政策有效降低了受补贴企业的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但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也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和技术环境，政府实际上难以准确遴选那些真正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和企业进行补贴，由此就有可能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以及《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今后地方政府直接对特定企业进行研发补贴将会面临巨大的政策限制。利用财政资金对特定企业直补，既容易诱发腐败，也会扭曲企业行为，使它们为获得政府资金而偏离主业，过多地从事所谓的“非生产性努力”。
与投入端创新激励政策不同，产出端创新激励政策具有更加明确的市场导向，其本质是通过提高创新收益而“拉动”市场的创新投入。与投入端激励政策相比，产出端创新激励政策最为显著的一个好处是放松了政府所面临的信息难题。此时，政府无需遴选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企业，因为只有那些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才能真正获得丰厚的创新收益。
所以，今后政府需要更加重视产出端激励政策来鼓励技术创新，而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编辑：张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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