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暨面向新时代的中国实体经济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表示，实体经济可以分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最为核心的制造业；第二层是制造业与农业、建筑业和其它工业；第三次则是在第二层上叠加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它所有服务业。
基于此，黄群慧提出了三条政策思路：
一是从产品、企业和产业三方面着手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失衡，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
二是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
三是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
在上述论坛上，黄群慧提出一个关于实体经济的分类框架：
第一层次实体经济，也就是制造业，可以用R0表示，这是实体经济最核心的部分，可以理解为最狭义的实体经济；
第二个层次实体经济包括R0、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其它工业，可以用R1表示，这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是一般意义或者传统意义的实体经济；
第三个层次的实体经济包括R1、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它所有服务业，可以用R2表示，这是实体经济的整体，也是最广义的实体经济。
面向新时代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黄群慧提出三条政策思路。
第一，他认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核心目的是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围绕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失衡。这具体可以从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层面入手。
在产品层面，以提高制造产品附加值和提升制造产品质量为基本目标，以激发企业家精神与培育现代工匠精神为着力点，全面加强技术创新和全面质量管理，提高制造产品的供给质量。
在企业层面，应以提高企业素质和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积极有效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制造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产业层面，应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积极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高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服务化水平，建设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
第二，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任务是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化解产业结构失衡，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
他指出，中国产业结构正从“工业占比过大”的失衡状态转向“服务业过快增长”的失衡状态。当前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端化程度不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较大，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比不够高，服务业中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呈现出以偏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为主的增长趋势。
未来提高我国产业效率、实现产业升级，一定要抓住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这个“牛鼻子”。
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形成符合融合化、信息化、国际化大趋势的新的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发展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
黄群慧表示，迄今为止，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并没有一致的观点，甚至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了正面和负面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危机前，大多数研究认为有活力的金融市场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危机后，有关金融活动与其说是向实体经济传送了价值，不如说是从实体经济抽取租金的观点占据上风。
近些年中国工业6%左右的利润率、银行业利润占到增加值30%的巨大反差，也从一方面证实了后者。
黄群慧强调，应当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深化改革，彻底打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巨大收益反差的“去实向虚”的自增强机制。
他指出，金融业高收益对实体经济高端要素的“虹吸效应”，与房地产价格泡沫对实体经济创新的“破坏效应”，真正从体制机制上化解困难重重。
从金融业看，黄群慧表示，这些年金融业高收益以及从业人员的高报酬，已经集聚大量的高素质和高关系人力资本的人才。这些人才具备很强的金融创新能力，但其创新与实体经济创新不同，金融创新的方向大多是逃避监管、获取更多交易机会、使金融体系日趋复杂化。加之这些人才具有很强的政策游说能力，这种背景下，实现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绝非易事。
从房地产业看，黄群慧指出，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不断突破人们心理底线，这对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和整体发展已经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虽然2017年3月份以来一系列的计划手段控制了房价上涨，但在房价略有下行趋势情况下，“利益相关者”已经开始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为新一轮暴涨做理论准备和心理预期引导。
“租售同权”“共有产权”等长效机制能否打破房地产价格“暴涨—调控—再暴涨”循环神话还无法确定，房地产价格作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达摩利斯克之剑”还高高悬挂。
因此，当务之急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迅速着手建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他指出，在“壮士断腕”的改革中，金融房地产业会面临着短期的阵痛，切勿以防控金融领域风险为由而影响改革的进程。
在他看来，从风险管理看，相对于实体经济的风险而言，金融领域风险虽然更为直接，对社会稳定短期影响更为剧烈，但金融风险是表征，其根源还是实体经济的问题。
因此，必须转变风险防控的思路和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向关注系统性经济风险转变。特别是要针对虚拟经济总量调控、实体经济高杠杆、地方政府高债务和“僵尸企业”等系统性经济风险点多策并举、全面防控。
（编辑：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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