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在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论坛上表示，新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着六大不平衡、六大不充分。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由量到质的转型，而高质量的发展需要切实应对好国际上三大不确定性和国内的三大风险。
国际上的三大不确定性分别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加息等国际宏观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国内的三大风险是：金融风险聚集、房地产大起大落和需要进一步规范的地方举债。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六大不平衡和六大不充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关键是全面准确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李伟认为，“不平衡”讲的是经济社会体系结构问题，主要指比例关系不合理、包容性不足、可持续性不够，而制约生产率的全面提升。
他指出，“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平衡。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4%（2016年），为主要经济体最高，超过美国的7.3%、英国的7.2%。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脱实向虚”现象比较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待提升。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从人均GDP最高的前5个省份与最低的后5个省份的平均水平之比，以及地区间加权变异系数看，我国区域间差距自2006年以后逐步缩小，但近两三年出现再度扩大的势头。
三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1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81倍。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仍很明显。
四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还在0.46以上，仍处在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财产存量的差距，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
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看病难、看病贵、择校难、上学贵、养老难、养老贵等问题，仍然是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六是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平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与生态环境总体不佳的矛盾仍很突出。大气、水、土壤污染挑战十分严峻，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四分之一。
在李伟看来，“不充分”说的是总量和水平问题，主要指发展不足、潜力释放不够、发展中还有很多短板，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还有不小距离。
他认为，“不充分”具体也有六个方面表现：
一是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准入还存在不必要不公平限制，行政性垄断、所有制歧视时有发生，一些“僵尸企业”退出困难，地方保护问题依然存在。
二是效率发挥不充分。资本投资效率逐年降低，当前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6.9元投资，投资效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大大低于我国10年前的水平（2008年-2017年增量资本产出效率平均为5.7；1998年-2007年则为4.0）。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43%左右。
三是潜力释放不充分。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欧盟国家的25%，世界平均水平的80%，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四是有效供给不充分。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而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能力跟不上，居民个性化、多样化、服务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五是动力转换不充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新旧产业融合不断加快，但整体规模和贡献还相对有限，创新驱动增长格局尚未真正形成。
六是制度创新不充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约束，监管体系、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缺口还很明显，有利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制度环境还未全面形成。
高质量发展面临三大不确定性与三大风险
李伟指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要求我国经济发展切实转向高质量发展。
“根据世行与我们的合作研究，二战以后的一百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这13个经济体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经济增长都实现了由量到质的转型。”李伟说。
“我国当前处在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期，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扎实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他说。
李伟认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序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
着眼今年，李伟认为，中国需要切实应对好国际上三大不确定性和国内三大风险。
从国际看，一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影响。受单边化、内顾化、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一些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变相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行动，甚至通过价格、税收等途径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加强安全审查限制外国投资，由此引发的经贸摩擦可能会打击正在复苏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比如，去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满15年后，即自2016年12月11日起，所有WTO成员都必须终止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适用“替代国”方法，但一些国家通过替代性标准，变相违反WTO成员国的条约义务，实质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
二是国际宏观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美国“缩表”和加息进程加快，欧洲也有望在今年开启“缩表”进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可能提速，全球利率水平将有所提升，资产重新配置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高债务的发展中国家压力将有所增加。同时，美国税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税收竞争，由此产生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三是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朝核、伊核问题发展方向仍不明确，恐怖主义威胁仍在持续，中东局势又添新变局，部分地区的稳定问题可能对全球经济更大范围的复苏形成冲击。
在李伟看来，国内也面临着三大风险。其一就是金融风险聚集的态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2017年以来，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整治金融乱象、补齐制度短板，金融业脱实向虚的态势得到初步扭转，金融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但要看到，宏观杠杆率（总债务/GDP）上升趋缓，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价格效应，2017年GDP平减指数预计比2016年高4个百分点。此外，道德风险、刚性兑付和监管套利现象仍然存在，金融去杠杆的制度基础尚不牢固，金融机构仍有较强的规模扩张冲动，金融严监管任务还很重。
二是房地产大起大落的问题尚未根本缓解。近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房地产贷款占全国新增贷款接近一半，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快速增长，并推动房价快速上升，造成市场资源配置严重扭曲。2017年以来，一二线和部分三四线城市密集出台了限购、限价、限售、限贷等行政性措施，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有所缓解。但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房价上涨压力仍不小，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不无可能。
三是地方举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经过三年多地方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总体有所减轻，但近期有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引导基金等变相举债，隐性债务较快增长问题比较突出。2017年5月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措施，对违规担保、名股实债等隐性举债渠道进行规范。下一步，必须坚持“逐步消化存量、坚决控制增量”、“开前门、堵后门”的原则，严格推进地方债务规范管理，落实债务处置主体责任，严肃问责机制，在统筹考虑在建项目和资金链风险的同时，切实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
（编辑：王峰）
分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