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不同于诗文小说等主要依托文字流传的文体，戏曲的流传和生命力还需要表演的声与色。声音的地方性使得戏曲的地方性特征要远远强于其他文体。地方戏曲在中国的跨区域流动和传播，尤其是近代以来在北京和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汇聚与竞争，成为地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重要现象。
地方戏曲在异地受欢迎，不仅会融汇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心城市已有的戏曲文化，而且在西方文化涌入之后广泛吸纳异域文化。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粤剧、粤乐和粤曲名家在上海参与“大同乐会”打造融汇中西音乐的“大同乐”（程美宝、黄素娟主编，《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地方戏曲在中心城市各领一时风骚，其兴衰既与社会文化剧烈变化有关，也与官方态度变化有关。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北京，昆剧、秦腔与皮黄的兴替，雅部的衰落与花部的兴起，是最为重要的近代案例。
美国学者郭安瑞（Andrea S. Goldman）在曾获2014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图书奖的《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郭安瑞、朱星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中，梳理了18、19世纪北京戏坛黄金时期从文人创作的高雅昆剧逐渐衰落到较为低俗的“花部乱弹”逐渐兴起的脉络。康熙帝御驾南巡的过程中，迷上了江南的昆剧，清政府由此大力支持昆剧演出，这是昆剧在清代长期兴盛的重要原因。乾隆时期延续了这一偏好，明确支持雅部，打压花部。1790年代秦腔曾在北京迅速流行，而清廷多次严禁秦腔演出。一个原因是，秦腔近俚俗，长于宣泄社会情绪，未免有所影射，在外城戏园深受观众欢迎。
然而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清廷突然支持花部。这一态度转变的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侵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清廷暂往热河避难，在此期间皇室随行人员看了不少“花部乱弹”戏，后来开始频繁从宫外征召皮黄伶人演戏。太平天国长期占据江南，南北通路切断，昆剧人才积累受到严重影响。这些变化是北京梨园形势大变的外部原因。
郭安瑞认为，清廷的戏曲政策变化的关键在于，它是面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一种文化策略，既是不得已的变化，也是主动的调整。太平军以反抗阶级和族群压迫动员民众，发动起义，推动了反清意识的高涨，清廷选择认同并宣扬低俗的皮黄戏所传达的价值观念，在政治上拉拢汉人精英。在她看来，清廷通过梨园展开了一场为反对太平军而发起的相当成功的宣传战役。
1790年徽班为庆祝乾隆帝八十寿辰进京，随后其他徽班陆续进京，在十九世纪前期吸收融汇了秦腔、西皮、二黄、京腔和昆剧等戏曲的风格。皮黄戏是西皮、二黄这两个19世纪最重要的花部剧种的缩写，在19世纪初基本成型，被精英阶层视为俗戏。郭安瑞以水浒故事系列的传奇剧本《水浒记》《义侠记》及《翠屏山》（分别讲述阎婆惜、潘金莲和潘巧云三个奸诈女人的故事）为例，分析了这些故事在昆剧和皮黄戏中的差异和变化。作者指出，昆剧对这三个女人故事的叙述，将奸情作为中心主题，而19世纪晚期的皮黄戏则强调对女人的私刑暴力。在精英论述中，晚明理想化的名妓不再受到认可，贞洁的妻子才值得推崇，戏曲领域的这一变化发生在太平天国后期之后。
皮黄戏拥护绿林好汉以暴力手段维护正统道德秩序，包括制伏越过贞洁常规的女子。根据郭安瑞的分析，正面临规模远大于梁山聚义的暴力叛乱的清廷认同这一价值观念，其策略在于，以带有妥协意味的美学偏好，与保守的大众化审美倾向联合，表达在混乱秩序中重建正统秩序的意旨，并转而漠视昆剧所代表的更为宽容放纵的文人情趣。清廷在把原本低俗的皮黄戏改造为高雅文化的同时，致力于提升道学的地位。当时出现了建构以儒家保守主义为基础的新道德主义的努力，虽然未必能挽狂澜于既倒，但毕竟是一种挣扎。
郭安瑞的分析强调了文本解释的一种可能，另一可能是，读者也可以从好汉以私刑重建秩序的故事中，获得替代朽败秩序的新途径。这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故事屡见不鲜的多面功能。文本解释的多种可能，同时为多种历史可能提供着养料，这是晚清戏曲政策在根本上难有作为的关键原因。从这个角度看，郭安瑞的分析显得有些单薄。（编辑 董明洁 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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