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海平 北京报道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做好今年工作，要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如何从金融角度理解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及怎样看待实践中的金融风险？
就相关问题，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人行南京分行行长、党委书记郭新明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
郭新明认为，从金融监管部门的角度看，就是要促进金融体系的高质量运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实现金融部门高质量履职，二是要促进金融体系高质量运行，三是要通过金融体系的高质量运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金融体系高质量运行
《21世纪》：这次两会上你主要关注的领域是？
郭新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从金融监管部门的角度看，就是要促进金融体系的高质量运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实现金融部门高质量履职，二是要促进金融体系高质量运行，三是要通过金融体系的高质量运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1世纪》：金融体系如何高质量运行？
从微观层面看，要通过微观审慎管理促进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坚持稳健经营、合规经营、审慎经营，实现资本实力强、资产质量好、风控水平高的目标；
从宏观层面看，要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执行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调控框架，落实好存款保险制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宏观审慎评估等一系列制度，为经济金融健康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环境，推动金融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发展充满活力、金融供需更加匹配、金融风险更加可控；
从系统的层面看，要着力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这既需要金融部门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协同推进。
《21世纪》：人行是宏观经济运行保障的重要部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怎样通过金融体系的高质量运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郭新明：中央十分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优先发展次序，针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战略，这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政策机遇。为江苏高质量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就必须要深入学习、善于把握、充分利用这些政策机遇。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为实体经济拓宽了融资渠道。但是，扩大金融投入不能局限于信贷，还需要依托金融市场、善用全国的金融资源，引来金融活水。当然，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强政策协调，既有产业部门间的相互融合，也包括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互动融合。
完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管理
《21世纪》：就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的金融风险话题，你如何看待？
郭新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首，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我认为要坚持三个“并重”：
一是，坚持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并重。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必须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强化逆周期调节，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充分压实微观审慎管理的责任，切实发挥一行三会的监管“主业”优势、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属地监管职责以及省联社的管理职能；
二是，坚持严格监管与补齐短板并重。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缺位、错位、不到位密不可分。要牢固树立恪尽职守、敢于监管、精于监管、严格问责的监管精神，坚持“监管姓监”，推动从严监管落到实处，同时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漏洞和监管空白，要尽快补齐监管短板；
三是，坚持短期治标与长期治本并重。在短期，要全方位建立健全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稳妥疏导个体性、局部性风险，注重力度和节奏，防范处置风险不当引发次生金融风险。长期看，则要加快完善金融监管协调和金融风险监测等体制机制，加强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夯实防控金融风险的基础条件。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厉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活动，从防范风险角度，怎么看待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这类问题？
郭新明：高利率加重了社会成本负担，不利于推动资金脱虚向实，不利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受有关司法解释和政策文件的影响，目前年利率是否超过24%已经成为有关领域认定是否构成高利借贷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明显偏高，上限未考虑借贷性质、区域等因素，过于单一，不利于打击高利借贷和非法集资行为。从实践中看，民间借贷主要参与主体如中小微企业的利润率远不及24%的利率上限，导致民间借贷纠纷频繁发生、社会矛盾突出。
虽然明确了24%的固定利息上限，但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并非狭义的等价，该利息上限是否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民间借贷、是否适用于全国不同地区范围的民间借贷等问题均值得商榷。
民间借贷因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借贷双方情谊关系等因素的不同，或因借贷性质属于经营性还是非经营性，利率水平均有所不同，对利率上限规制的需求也有不同。问题在于，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再加之推进利率市场化，不同地区的利率水平也有所不同，使用固定利息上限忽视了地域区别。
近年来，互联网借贷业务发展迅猛，部分产品的利率高达24%甚至36%，借入资金的主体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债务陷阱，并可能引发其他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在非法集资案件中，部分参与人认为24%的年利率系其受法律保护的收益，进而影响处置工作的有序开展，甚至引发次生风险。
此外，高额的民间借贷利率导致部分银行资金曲线流入民间借贷市场，进而流入房地产等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领域，一旦款项难以按期偿付，资金链条断裂极易陷入风险漩涡，危及经济金融和谐稳定。因此，我认为，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管理需要进一步完善。
《21世纪》：如何完善？
郭新明：我建议最高院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进行完善，建立与当前社会经济金融现状相适应的利率上限标准。
这是因为，民间借贷具有分散、自由、隐秘等多方面的特点，传统上不属于国家严格管理的领域。但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民间借贷特别是相关的高利率问题、专业化经营问题使得民间借贷也会影响到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因此，确定利率上限的标准，需要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兼顾社会公平、效率和秩序。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可在参考当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银行贷款利率等因素的基础上，将民间借贷法律保护的年利率由24%和36%两个档次相应地予以降低，明确向社会传递信号，指导社会民间融资成本明显下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另外，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差异性，建议在法律规定的最高额利率上限范围之内，还可根据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划分、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状况等因素，赋予地方法院根据本地区情况适当下浮利率上限的自由裁量权。
《21世纪》：对于防控和处理民间借贷风险，你还有何建议？
郭新明：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应尽快推动出台非存款类机构放贷组织条例，对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业务的主体予以规制。
长期以来，中国在正规金融机构以外还存在许多专门从事资金借贷业务的主体。除部分个人外，还有像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机构，甚至部分理财公司、担保公司也参与发放贷款，而且总体来看其发放的利率较高。
目前，中国对上述机构还缺乏统一的管理制度和监管依据。因此，我建议尽快出台《非存款类机构放贷组织条例》，对经营贷款的机构进行持牌管理，并通过行政监管对其贷款利率进行调控；而对于无牌照的机构或个人，则应禁止其从事经营性贷款业务，否则可进行打击和查处。
（编辑：杨志锦，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yangzj@21jingj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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