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研活动，实现重要科学目标的大型基础研究设施。近年来，围绕着中国是否要造大型强子对撞机等问题，社会上开展了激烈的争论，这使得大科学装置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刘忠范在与李景虹、王元青、王先进、赵宇亮五位委员共同提交的九三学社联名提案中提出，大科学装置建设和运行成本高昂，其上马要把握好“度”，既要考虑科学依据，也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的整体规划。
在国家科技经费分配中，大科学装置占据怎样的地位？大科学装置建设和维护投入巨大，为何多地仍然争相建设？如何防止贪大求全，好大喜功，避免将中国变成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展览馆？在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使用中，中国的科技评价体制需要做出怎样的变革？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忠范。
刘忠范
大科学装置应体现国家意志
《21世纪》：近两年来，围绕中国是否要造大型强子对撞机，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与丘成桐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你怎么看这些争论？
刘忠范：他们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强子对撞机该不该做、有没有科学价值的问题，而是一个究竟该把钱花到哪里的平衡问题。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要支撑全国的科学研究，其规模大概三百亿左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安排中央财政经费资助计划为248亿元），据说大型强子对撞机初期投入需要300亿元，后期的成本可能会有上千亿。建设大型强子对撞机只是整个基础科学研究中的一部分，当它的投入与整体预算一样大时，就不再单单是一个科学层面的问题了。
我认为，大科学装置的上马不能单单由科学家说了算，而是需要统观全局的政治判断。它应该体现国家意志，而不是少部分人的意志。
《21世纪》：目前大科学装置的决策程序是怎样的？其论证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这一过程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如何保证其体现国家意志，而不是少部分人的意志？
刘忠范：目前大科学装置建设涉及发改委、科技部、科学院等很多行政部门。但要注意的是，力推大科学装置的人常常都是主要用户，找到足够的科学依据并非难事。我们也不能轻信国外专家，毕竟是花中国老百姓的纳税钱，如果是潜在的用户就更不靠谱了。真正由相关领导作出最后的决策极其重要，要担责，不能把责任推给科学家，要做出政治意义上的判断。实际上，信息不对称主要是在纯粹的科学领域，这部分你永远听不懂。但从宏观的政治决策上看，并不存在信息多么不对称的问题。
《21世纪》：目前中国在建和运行中的大科学装置已经有近40个了？其运行面临哪些问题？
刘忠范：我们专门组织的调研发现，花费巨资建的这些装置其后期运行与维护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常常会出现“买得起马买不起鞍”的现象。一次性投入批了之后可能会“青黄不接”，导致的结果是用户与管理人都怨声载道。开放度、公共利用的情况和后期维护都是很大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设备越贵越要提高使用的效率，只有使用充分才能物有所值，而不是一次性投入完之后剩下的都不管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大科学装置的新建一定要掌握一个“度”。
各地不能贪大求全、一哄而上
《21世纪》：在你看来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应该把握一个怎样的“度”？
刘忠范：大科学装置后期维护投入巨大，各地需要慎之又慎，不能盲目上马、一哄而上，在目前的国情国力下，不能贪大求全，好大喜功，搞成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展览馆。
在上马大科学装置上，我们容易走极端，比如经常说欧洲有什么大科学装置、美国又有什么大科学装置，但我们老想把美国和欧洲所有的大科学装置都拿到国内来建，要知道欧洲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我们也不可能什么都建，否则，中国真的会变成大科学装置的“国际展览馆”。
投资巨大的大科学装置涉及国家有限的科技经费分配问题，不能单纯从科学和技术角度论证立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需要在充分考虑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战略需求、当年度经费预算的轻重缓急等基础上做出最终决策。
《21世纪》：大科学装置建设和维护投入巨大，为何很多城市争相建设大科学装置？
刘忠范：大科学装置都是由国家来投入的，地方更多的是提供土地等形式参与建设。建成以后，一些地方可能会把大科学装置当做“摇钱树”获取资金投入，大科学装置的设立也能带动当地一些产业。
此外，大科学装置本身也可能被建成一个“面子工程”，比如，一些城市建一个大科学装置，相关领导就有可能到那里去。所以各地争建大科学装置都有各自的私心，而这与科学本身可能没什么关系。
《21世纪》：在你看来，建设大科学装置对科学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刘忠范：大科学装置既然花这么多钱，自然要考虑投入产出比，按照我们现行的科技评价体制，大科学装置建好后一定能发表更高档次的文章，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实在是得不偿失的。
大科学装置要关注“大”科学问题，要关注真正的科学问题：使用大科学装置要真的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产生颠覆性的技术。
大科学装置建设应与国家科技评价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让科学家们回归科学精神，少一点功利心，多一点好奇心，做真正有意义的科学，而不是忙于追逐“文章”和“帽子”。
国家科技评价体制亟待改革
《21世纪》：在建设大科学装置过程中，应该如何改革国家科技评价体制？
刘忠范：最重要的就是要放弃“用论文说事、拿数字说事”的评价体系。这也是进入新时代后科技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初期阶段，确实需要这种科技评价体系，二三十年前，中国想在国际上发表一篇文章都很难，想发一篇好文章就更难。当时主要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于是论文发表数量等成为重要的绩效指标，这在以前无可厚非。
不过，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科研水平已经大幅提升，论文发表数量已经数不胜数，但科研的质量却令人堪忧。在新时期，科技评价的重心应从数量向质量转移。
《21世纪》：现行科技评价体制最大的瓶颈在哪里？
刘忠范：现在评价机制最大的问题在于：激励研究者只做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科研真正的价值无非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科学有用，其二对产业有用。对科学有用不是简单地通过发表文章来体现的；科学真正需要的是，探索未知世界，建立新的理论，在这方面我们仍缺少原创力。
在建设大科学装置上，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投入巨资去验证别人提出的理论，在提出独到的理论框架方面，我们还差得远。而且在建设大科学装置过程中，我们通常只是在试别人的方案，往往是“别人用铜我用铁，别人用金我用银”，这不等于创新，而只是做花样。
所以科技评价体制是一个具有导向作用的指挥棒，不能再成批地评人才“帽子”、一篇篇地数论文。
《21世纪》：是否不以数量为依据的话，科技评价体系将缺少唯一的标准？制约科技评价体制改革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刘忠范：不同的科研领域本来很难放到一个框架里做对比。比如让你把一个做石墨烯的和做强子对撞机的人放在一起做评选，最公平的办法只能是看文章数量。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比呢？比较本身就是错的。
那么，是谁在比？答案是行政部门。科研领域掺杂着太多的行政化因素，导致必须比一比，此时就只能比较文章数量和所谓的高端论文。所以说，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科研过度行政化带来的简单数字化的评价。
我建议，在政府管理层面，要高度重视科学研究的软环境建设，营造一个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摒弃过于急功近利的“数字化”评价机制，让大科学装置真正产生与其巨大投入相称的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变革性技术突破。
（编辑：耿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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