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常早上八点十分就召集开会，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们都说当他秘书是行里最辛苦的工作。”一位长期和易纲共事的央行官员说，“他平常衣着十分朴实，有时候裤子磨毛了也不知道。他敢说真话。”
42年前，他是知青队长，看到被全部拔起的豆苗后，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计划经济弊端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定位。
24年前，他放弃美国优渥生活和已取得的学术地位，毅然回国，与林毅夫、张维迎、海闻、张帆、余明德等在未名湖畔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探索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
21年前，他由学入仕，出任央行货币委员会副秘书长，由此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央行之路，成为央行这20年来宏观调控政策变迁和金融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今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人选，这一任命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获得通过，60岁的易纲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任行长。
然而，接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央行行长职位的易纲，压力只增不减，作为这个超级央行的掌门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将受到市场和舆论的格外关注。在当前金融体系架构下，每个人都在问：他将做些什么？易纲执掌下的央行又会有什么不同？
书卷气的官员
在众多金融人士眼中里，易纲是一位工作狂，也是一位学者型官员，理论知识扎实但绝不迂腐，可以很好的将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结合。
“他常常早上八点十分就召集开会，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们都说当他秘书是行里最辛苦的工作。”一位长期和易纲共事的央行官员说，“他平常衣着十分朴实，有时候裤子磨毛了也不知道。他敢说真话。”
1997年，易纲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此时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加上国企改革等因素影响下，已高速增长20年的中国经济由过热转变为紧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是徘徊在每一个人心中的疑问。
此时刚加入央行的易纲，已预警通货紧缩，并提出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金融研究人士称，此举受到广泛赞同，奠定了他从学者转变为宏观调控决策者的基础。
2003年，易纲升任货币政策司司长，当时正值2003、2004年这一轮防止贷款过多、投资过热、投资率过高的关键时刻，央行对此采取了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提高再贷款浮动利率、上调存款准备金、上调贷款基准利率等流动性管理举措，而这些政策又为2005年中国宣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打下了基础。
可以看出，此时央行希望借助这些间接调控的方式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但到了2007年，据媒体报道，中国央行发文要求各商业银行按季度上报明年新增贷款目标，通过行政手段对信贷进行直接调控。
面对通货膨胀压力和投资过热，这是必然也是无奈。但纵观易纲近20年来的言论，可以发现他一直强调的是渐进式推进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开放。
易纲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但相比于课堂上的老师，易纲的幸运与挑战又在于：作为一个学者，他进入了监管机构的核心，能够全程参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并将自己毕生所学、所思、所想反映到行动中，用经济学的思维去影响监管部门决策乃至经济发展方向，并从中发现了自己毕生的使命。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思考
多位金融领域人士分析，易纲学者型的处事风格与其经历关联颇深。
1978年，20岁的易纲结束了他为期一年的知青生涯，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据易纲此后回忆，一年知青生涯给他最大的感悟就是：他亲眼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并从中开始思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定位，这些经历也影响他日后从事经济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研究。
北大三年级时，易纲被选派出国留学，此后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易纲获得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这在美国学术界可是个金饭碗。至此，34岁的易纲已然实现“前有房、后有院，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国梦”。
但与大多数早期留学生不同，易纲即使是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研究的核心都是中国经济问题。归国的心，或许早在出国的那一刻就已定下。
1990年，易纲的第一篇独立署名的文章“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发表，文章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他又系统性的研究了中国货币化理论模型、货币供给机制和货币与通货膨胀关系等，这也为后来他进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奠定了基础。
回国的契机很快就到了。1993年，易纲、林毅夫和张维迎分别从美国、北京和英国来到海南，参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国际研讨会”，在那场研讨会上，他们三人决定创办一个独立于政府，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在北大从教期间，除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外，易纲还重点关注中国金融改革、央行宏观调控和国企债务重组等问题，并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全面分析。此外，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易纲还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改革经验，日本、德国、美国等的银行管理体制做过比较。
此外，易纲还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社会保障制度、农村金融乃至环境问题都十分关注。
1998年，他在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中进一步指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调整经济波动，而从中长期来看，则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来保障中国经济高效可持续地增长。
从研究领域和从政经历来看，无论是宏观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微观的银行业、国企改革，易纲皆有涉猎。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就曾给予易纲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
这或许也是他获得任命的原因之一，要解决当今中国复杂问题，既需要世界视野，也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的思考。而有着14年海外求学经历和21年中国央行工作经验的易纲，无疑是这个位置的不错人选。
汇改风云:从思考到行动
2009年，易纲在央行的职务得到实质性上升，接替胡晓炼成为外汇管理局局长，执掌改革开放30年累积下来的近两万亿外汇储备，也从这里开始，易纲更为系统的将自己经济学思想转变为现实操作。
此时中国的金融改革正进入深水期。一方面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市场需求疲软、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另一方面，中国同样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出口放缓，政府开始实施4万亿计划等刺激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在讨论的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到底要不要推进，要如何保障中国外汇储备安全，并通过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帮助经济恢复增长？
针对这些严峻挑战，易纲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易纲上任之初，就针对外汇管理简政放权提出五个转变：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提高市场主体外汇资源配置效率。
在金融市场方面，易纲更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一直提倡中国应大力推进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投资、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开放，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汇率双向波动。在此基础上，再谨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逐步推动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其中最突出的一项改革是，易纲在任内推动了811汇改。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汇改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就贬值近2%。
但有观点认为，2015年8月并非一个汇改的好时机。一方面当时国内市场还没有从当时的股灾中恢复，经济低迷、外贸形势严峻；另一方面为促进经济增长，央行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又与稳定的汇率期望有所冲突。
到2016年底人民币汇率一度接近破7，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从巅峰时期的4万亿美元下降到3万亿美元左右，降幅达25%。
除此之外，易纲还积极推动资本项目开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大大提升。
汇改功过是非当下难有定论，但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发展、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2015年12月1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
但与此同时，不可能三角也在发挥它的作用，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此表示：“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同时，他也并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因为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如近期中国就在加速开放债市等。
易纲对此的回应则是：三元悖论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
811汇改两年后，中国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结束下行通道，并一路升至6.3左右，和汇改前水平已相差不远。2018年，易纲在《中国金融》上发文表示：人民银行将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央行的未来
当下，各界最想知道的是，易纲执掌下的央行又将何去何从？
不可否认，当今中国金融体系正面临着多重矛盾：一是去杠杆和稳增长的矛盾；二是去通道业务和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三是金融开放、创新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矛盾。
“在这样情形复杂、改革任务艰巨的背景下，让易纲来主掌央行，除他本身对央行工作有深入了解外，也表明他关于金融改革的一些观点受到认可。”一位曾在央行工作的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比央行行长人选先落地的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根据此次两会期间正式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并将其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我国“一委一行两会+地方金融监管局”的中国新金融监管框架形成，央行未来作用与地位将更加凸显。
但与央行地位凸显形成对比的是，新一任掌门人易纲的履历相比周小川不算丰富:长期任职央行，2014年起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没有商业银行也没有地方从政经验，这也引发了市场的一些疑问。
多位曾与易纲共事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虽然易纲履历相对单一，但改革的力度绝不会因此而降低。“易纲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虽然看起来十分温和，但骨子里有股韧劲儿，他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让他有敢于改革的魄力。”一位长期和他共事的央行官员表示。
此外，去年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办公室也设立在央行，该机构将统筹金融改革发展和监管、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增强监管协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虽然周小川去年曾表示，金稳委未来重点关注的四大问题是影子银行、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集团，但在当前金融体系监管架构下，未来金稳委和央行又该如何分工与协作？
“未来央行将加强探索宏观审慎管理和货币政策双支柱监管框架构建，这两点都是易纲的强项，未来央行的研究任务将会增多。”上述央行官员表示，“另一方面，作为国务院下属部级机构，央行更多是提供可行建议。”
但不管监管体制或监管政策如何变化，不变的是易纲对市场的认可。
2015年4月，易纲在“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向全场观众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你是否相信市场？在关键的时候你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你相信市场能调整结构，还是相信调结构一定要通过行政指令进行调整？
“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然后就会发现很多政策前后不一致。但坚持市场经济，恰恰是中国改革能够成功的原因。”易纲说。
（编辑：闫沁波）
分享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