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对今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水形物语》似乎有着两种颇为相反的观感。赞赏者赞其奇幻有内涵，视其为导演托罗为弱小者谱写的童话；厌恶者厌其“人兽恋”的荒诞不经与女主角的“不够纯洁”，认为这种童话陈旧而虚假。这两种观点可以说都有其合理的地方。因此《水形物语》的获奖，除了体现了奥斯卡对“政治正确”的沉迷以外，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还需不需要童话？或者说，这种童话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才能让我们再一次相信它的存在？
《水形物语》中的隐喻是很明显的。哑女艾丽莎、失业画家吉尔斯、黑人女清洁工泽尔达、被政府擒来做实验的人鱼……这些都是社会边缘人士或“异类”的代表。他们虽然存在着，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主流社会对他们的轻蔑与压迫。在孤儿院长大的哑女，自小习惯了被忽视的命运，学会了从细微处享受生命的欢愉，也练就了内心的强大。清洁女工泽尔达做着底层工作，守着好吃懒做、懦弱无能的丈夫，在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迫下，她坚强乐观、乐于助人的天性只能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散发光芒；片中她与艾丽莎的友情，透露出一种被轻蔑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与互相扶持。画家与泽尔达都不是聋哑者而能够懂得哑女艾丽莎的语言，这一情节设置显示了语言从来都不是交流的障碍，而被忽视与被侮辱者之间的联结有一种精神与意志力的内涵。
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主流与成功者的社会，《水形物语》为此提供了两个富有意识形态意蕴的例子——“冷战”背景下的美国与苏联。上个世纪60、7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而在科研探索上展开激烈竞争，当发现探索的对象没有价值时，则毫不留情地将其抛弃。片中的美国是一个天空灰暗、没有阳光的国度，所有的色彩都有一种凝固的暗沉，仿佛浸染了时代的阴云。唯一闪亮的色彩是人鱼身上的蓝绿花纹；而当人鱼为艾丽莎所动时，其身上闪耀的光点，更像是导演对爱与美好的直观写照——爱能够引起心灵激荡，爱也将点亮一个人的生命。
当艾丽莎听到研究所将对人鱼进行活体解剖时，她决定救出人鱼。这与其说是出自对人鱼的爱恋，不如说是出自对人鱼的同情及他们之间的心意相通——她对这一被囚禁的奇异生物有着天然的同情与好奇，而人鱼与她的沟通，则令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被认同的快乐。她对画家说：“他看我是完整的”，这句话透露了她所生活的社会是如何一直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她的。她对人鱼所产生的亲切与共鸣，正代表着她在这个社会中得不到的东西。
影片将这个社会的主流表现得冷酷无情。当被擒获的奇异生物失去研究价值时，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将其活体解剖，而不是放回其所属的大自然。这种唯我独尊、对其他物种毫无顾惜之情的态度，正是主流社会对边缘与“异类”人群态度的写照。
导演借研究所保安主管理查森这个人物描摹了这种价值观的冷酷性。在权威、利益与所谓“成功”的驯化下，理查森是一个残忍、无耻却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他心知肚明，这个以“成功”为标准的社会，是不允许失败者存在的——一旦失败，就要出局。这也使得他愈加残忍地对待他人，对待自己。
当人鱼被劫走以后，将军威胁他：“如果36小时之内找不回人鱼，你在上流社会就不复存在了。”然而此时他藉以鼓励自己的竟是《如何正向思维》的励志书。当将军斥责他凭什么有信心能找回人鱼时，他答非所问地答道：“我不能有负面思想”——这稍纵即逝的一笔，饱含着导演对现代社会种种“驯化术”“自我安慰术”的讽刺。
作为意识形态的另一端，苏联也是如此。作为间谍的科学家再无利用价值以后，“消灭他”就成了无需犹豫的选择。片中身为苏联间谍的科学家，奉命窃取实验成果和杀死人鱼，然而在人鱼身上并没有发现所谓“生物武器”的秘密之后，他选择帮助艾丽莎放走人鱼。这是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在知道人鱼并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后所作出的选择，其背后的价值观是生命可贵、万物平等。然而这种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并不为苏联所容。
艾丽莎爱上了人鱼；她的底层朋友帮助她救出了人鱼；人鱼和艾丽莎一起快乐地生活在水中世界。这一底层与弱小反抗庞大与主流的故事，可以说是一则当今世界“政治正确”的寓言。这一寓言虽然美好，却因为电影的设计感与主观意图太强，而显示出一种难以寄托的虚无。因为虽然人人向往正义美好的世界，现实的难题却不是寓言与童话般的美好构造所能解决的。(编辑 董明洁 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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