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更加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

詹姆斯·赫克曼（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有待提升

在过去40年，中国取得了许多飞速的进展，这一方面是由实体的投资驱动的，另一方面，也是基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就出生的大量中等技术水平的人力所带来的经济驱动。大家可能忽略的一点是，1978年时，中国已经有大量中等技能水平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形成是社会主义平等教育政策的结果，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获得教育，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共性。为所有人民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形成大量中等技术水平劳动力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样大量的中等技术劳动力正在枯竭，其供应曲线会发生变化。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人口金字塔的形状也发生了变化，人口老化，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退休年龄，人口赡养的压力越来越大。

培养有技能的劳动力，用更高质量的劳动力缓解劳动人口减少的冲击，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帮助我们应对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下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适应更新、更先进的技术应用。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从2000年左右开始增长非常迅速。我们看到，中国各级学校——高等教育、高中、初中——的毕业生都有增长。但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口受教育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还很低，甚至比墨西哥、南非等国家都要低。所以，可以说，中国要不断推进高科技发展，在教育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此外，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这些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但与全球水平比较并不算高。

对比物质资本投资与新技术投资、新思想投资，大家也能看到，中国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仍然太高。这就体现了投资方面的不平衡性。

我想做一些建议，也许不明智，因为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很多时候都是通过阅读了解中国的情况。我建议中国在一定程度上，1978年之前的一些非常公平的政策应该再次拿出来，尤其是应该适用到高水平的教育中，当然，还应包括学前教育。大家都知道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还应该调整物质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组合的比例。人力资本的投资也是一种储蓄的形式、投资的形式。我们希望，各个地区的投资能够更加平衡，调整地区之间的投资组合，以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具体的措施包括对学费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改善人力资本投融资的方式，等等。

此外，我们还建议中国加强人口流动政策的改革，提高人口的流动性。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如果朝着这个方向更加有力、更加主动地走，可能会有更大的收益。

更加重视职业教育与技能教育

我还要讨论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有一个观点——对于所有人来说，大学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实际上，对于大学教育，不同的人是有不同需求的，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有些人更适合学术训练，有些人则更适合职业教育、技能教育。但职业教育事实上一直都被忽略。

技能教育投资的收益是什么呢？经济学领域已经有很多相关的研究，有很多论文。有人论证了，技能教育投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形成更高的生产率。很多技能教育技能是现代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我要一再强调这一点。评估学业是否成功不能只以成绩单作为凭证，成绩单只是我们人生成功中所需很小一块。OECD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现在在搜集一些数据，涉及情商、创意以及去跳出思维框框思考的能力。这些技能是需要培养的。

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也很重要。我们必须意识到，学术教育不是适用于每个人，某些群体的人上大学的回报是负的。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时候，需要在劳动力市场、教育市场上做一些区分，发展职业教育。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学校的数量在增长，但入学人口还是比较低的基数，而且没有形成长期增长的趋势。我们需要更加重视，为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提供职业培训的机会。职业教育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比如有德国的例子，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模式。

建立更加平等的教育机制

城乡收入差距现在比较高，这显示了社会中的不平等。经济学家分析后得出结论，城市里教育的回报更高。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产业基础都不健全，没有办法很好地获得回报。我们比较了中国各个省在教育支出的情况，差异非常大，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入学率和教育支出都非常高，而一些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教育支出比较低。城乡差距也非常显著。

城市人口膨胀得很快，这是通过人口流动来实现的，它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流动人口没有完全充分的权利，他们还受限于一些历史残留的政策。农村有很多劳动人口进入城市，他们的子女有很多被留在了乡下。看一下这些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教育程度都很低，家庭收入水平也很低，资源很少。所以，贫困会代际传播。

我了解到，中国越来越重视学前以及儿童早期的教育，这让人欣喜。进入学校之前的早期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其回报率非常高。但中国很多留守儿童的学前教育是缺失的，现在要想办法让留守儿童也能享受学前教育，我觉得这会成为改造人力资本素质非常重要的部分。

很多人由于家庭问题没有得到好的教育，这是不公平的现象。不只中国有这样的现象，美国也有，其他国家也有。在美国，差不多80%的非裔美国人都是婚前生的孩子，这些孩子受到的教育非常差，教育资源也很少。曾经有一位参议员提出了一些法案，希望实现美国普及全民的公平教育，但尼克松总统行使了他的否决权，因为他认为孩子的早期教育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预。很多人接受了这个观念，造成了教育现实中的妥协，甚至人们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

教育政策说到底是跟家庭相关的，所以，我们要有效改善教育状况，必须和家庭沟通，家庭是我们在教育方面需要联合的伙伴。在中国，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持家庭，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早期教育。这类项目非常有意义，因为家庭能够对孩子的成长建立很好的保护。在美国有一些相关的试验了，中国也在做相关的试验，我们可以跟踪一个孩子一生的发展，对早期教育进行分析。一些个案是50年前就开始进行跟踪研究，这些人现在已经50多岁，有了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了孙子。研究发现，教育投入的年纪越晚，效率就越低。在1960年代的时候，有一种乐观的观念，认为可以让60多岁的钢铁工人再上岗。但研究表明，一些年龄较大的人甚至不愿意参加培训项目，在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投入的回报是有一些差异的。

我想呼吁的是，中国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去提高经济的回报。在评估政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这样的回报，并以此为依据完善政策，看投哪些领域回报最高。有一种方法可以起到效果，就是把民办的教育市场放开，增加私立学校。在过去几年，民办教育已经有所发展，但道路还很漫长。目前公立学校占了大多数，民办学校还是非常小的比例，只是富裕阶层的子女上私立学校。

随着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年轻人自己也希望增加教育方面的投入。但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不平等的状况。实际上，这是市场机制传导实效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补充一些市场传导机制，使得教育投资得到强化，打破家庭背景对孩子的影响，其中一个办法是通过融资让年轻人能够接受更好的中学以及大学教育，从而能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获得更多机会。这样的平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能够促进社会的流动性。我们需要努力消除不平等的状况，例如一些人无法获得好的教育资源，人口流动受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限制，等等。

我们刚才考察了一系列的情况，关于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需要进行理论研究，并付诸实践，以引导教育政策。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主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与增长新动能”的午餐会上的演讲整理。）(编辑 欧阳觅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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