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联储加快加息步伐，主要央行货币政策陆续收紧，新兴市场将再度面对债务问题的考验。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对债务是高度警惕的。观察债务的风险要同时考虑存量和流量两个维度。流量角度是投资和储蓄率的关系，存量角度则是从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是很健康的，投资与储蓄率的角度，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非常危险的信号出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4月9日出席博鳌亚洲金融论坛的分论坛上表示。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Leslie MAASDORP在论坛上指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而且绝大部分的债务都是国内的负债，这是好的地方，给市场带来了信心，这也是中国经济比较重要的结构性特征。”
然而，并非所有新兴经济体的前景都如此乐观。公开统计数据显示，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由2016年的46.8%上升到2017年的48.4%，其中这一比率超过60%国际警戒线且继续上升的国家有巴西（83.4%）、埃及（101.2%）、巴基斯坦（68.0%）、斯里兰卡（79.6%）和乌克兰（86.2%）等。
“要投资一个（新兴市场）国家，最重要的是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投资在人才、教育、基础建设、机构、金融市场，保证市场的包容性，所有的亚洲国家在过去几年都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中东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拉美以及美洲国家仍然有所欠缺。”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Hans-Paul Burkner在论坛上坦言。
新兴市场仍录得资金流入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全球市场的波动性显著上升，抛售潮席卷全球股市，不过相比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市场，近期避险情绪对于新兴市场及前沿市场的影响比较有限。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4月5日发布的周报显示，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在3月份吸引了7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流入，占到了同期全球股票基金总流入的七成。另外，无论是从名义回报还是风险调整后回报来看，今年迄今，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股市都跑赢了发达市场。至此新兴市场和美股之间的估值差距（预测市盈率的差距）在今年以来进一步缩小，正接近2016年美国大选前的水平。
IIF分析称，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新兴市场整体强劲的基本面支持了市场情绪，从IIF追踪的新兴市场增速来看，新兴市场在今年2月份创出了2017年4月份以来最高的增速水平，相比之下，近期的PMI数据则显示发达市场的增长动能可能比预期下降得更快。另外，美元疲软也为新兴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与此同时，国际汇市也比较稳定，目前汇率期权隐含的波动性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显示出市场并未预期当下贸易摩擦将升级成为一场汇率战。
瑞银财富管理此前分析也指出，中美之间加剧贸易摩擦以来，新兴市场出现的下跌情形，正在为新兴市场资产创造买入机会。
尽管截至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并未对新兴市场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但也有观点警告称，若摩擦进一步加剧，尽管一些农产品出口大国比如巴西和阿根廷或从中受益，但从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角度来看，那么负面影响也将通过全球的价值链传导到新兴市场。
“如果（贸易摩擦）加剧的话，对于全球的价值链不会是一件好事。而暂时来说，我们看到一些主要的回应，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暂时都还没有执行。贸易战是一损皆损，对于世界的金融或经济都不是好事。”Investcorp执行董事长Mohammed Bin Mahfoodh AI Ardhi在论坛上说道。
在李扬看来，贸易战对各自都没有好处，对整个世界也没有好处。对人民币、资本外流都会产生影响，受损是全面的。“但鉴于中国经济目前对外依赖度已大幅下降，在经常账户下，截至去年底总盈余占GDP的比重约2.6%，另外资本流入主要以长期贸易积累而非负债形成，因此负面冲击也不大。”
“中美贸易争端肯定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使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看到金融市场率先反应，美国市场反应得非常强烈，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有所反应。汇率方面，反应没有那么大，整个世界还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如果汇率波动的话，世界就会混乱，我相信不会从贸易摩擦发展到汇率战，国际上的政治家们应当有这个理智。”李扬表示。
基建投资依赖长期信用机构
近来，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成为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词。2017年基建投资将为亚洲经济增长贡献1.5个百分点，然而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仍然面对较大的基建投资资金缺口。
“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投资存在一个矛盾，投资需求十分庞大，但是真正的投资量不多，因为都在担心风险，实际上金融市场认为潜在的风险非常大。目前主流的公私合营形式（PPP）并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风险，包括汇率风险，监管风险，环境风险等。”泛美开发银行副行长Santiago Levy在论坛上指出。
他坦言：“虽然目前市场上已普遍将基建投资作为一个单独的资产类别，但将一个远在玻利维亚的基建项目转化为纽约资本市场的债券，仍然距离非常遥远，可能需要20年的时间。”
MAASDORP认为，私人资本之所以对这些基建项目敬而远之，是因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通常这些项目的投资周期长达10-20年，而私人资本未必有如此长期的投资眼光。万一政权出现更迭，是否会影响基建项目的投资，而且一旦汇率出现波动，如果政府进行干预的话，投资者可能很难预测项目带来的现金流。”
在李扬看来，基建投资引入私人资本必须满足四个前提条件，“包括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是否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政治环境是否稳定，以及是否有政府的适当支持。”
“大家都寄望PPP的模式能够解决中国基建项目的主要痛点，但实际上私人资本所占的比例不到10%，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以各种办法从银行借钱。因此，中国研究出了长期信用机构的模式，比如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创造了开发性金融，将赚钱与不赚钱的项目一起打包整体推进。未来在基础建设、城市住房、城市化以及一带一路的建设中都会建立相应的长期信用机构。”他表示。（编辑：赵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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