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文
近三百多年来，伴随全球工业革命、资本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向现代化转型。但是，世界进程并非齐步走，而是极为不均衡。尤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开辟海外的贸易市场，以殖民主义加速了世界贫富的分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国门被迫向英国打开，心怀不同目标的英国人深入中国各地，从事形形色色的活动。这些英国人当中，就有一些博物学家，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采集动植物标本、从事田野考察。可惜这些历史往事，在当代中国已经鲜为人知。《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对于从他者的维度解读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新视角。
本书作者范发迪（Fa-ti Fan）主攻科学史、环境史和东亚史，1999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现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担任副教授。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他另辟蹊径，在参考大量学术文献的基础上，从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这个独特的视野，探索近代中国别样的历史叙事，令人耳目一新。全书分为“口岸”和“地域”两个部分，由“中国商埠中国的博物学”“艺术、商贸和博物学”“科学与非正式帝国”“汉学与博物学”“内地的旅行与实地考察”五个章节构成。
博物学是19世纪在华欧洲人最广泛的科学活动，本书即从文化遭遇的观点去检视博物学史，从博物学的视角剖析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和碰撞，并特别关注文化遭遇下的知识传统和文化霸权问题，从一个全新的“切口”揭示了近代中国在知识领域的顿挫与转折，为学界研究中国近代知识转型开辟了新路径。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一书中，在对博物学家进行群体“画像”的同时，也深刻分析了科学、文化、政治、地理之间的紧密关联。阅读这本书不难看出：推动世界发展进程的，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实在英国博物学家们抵达中国之前，在西方世界的著作中，就流传着有关中国繁华城市和奇花异草的各种传说。不仅在文本记录中，还在中国瓷器及各种工艺品的图案造型中，独有的草木飞禽，吸引英国博物学家来华考察和探险。
深入中国各地的博物学家们，其实也没有几个是职业性的专家，很多人的身份是使节、商人、传教士、船员等等。当时由于交通运输的不便，对于他们而言，只能把注意力放在植物学标本的采集中，本书记录了他们在中国各地采集植物学标本的经历。这些博物学家们，最远的抵达西北、东北，但多数集中在西南、华中、江南等地。博物学们以乘船、坐轿、骑马、步行等方式，来到了内地。英国人黄头发、白皮肤、高鼻梁、蓝眼睛的相貌，引起中国人的好奇。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大量的中国人看热闹。起初，英国博物学家们颇不适应，这在他们的礼仪和价值观中，显然是不礼貌和没有教养的表现。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人的表现其实和教养无关。
英国博物学家在华进行植物学考察活动时，最感兴趣的内容之一是研究茶树。道理其实很简单，这和英国人也爱喝茶的习惯有关。其中一名叫福钧的英国人，在中国茶区的考察过程中，对于平息一场为时已久的有关不同茶叶种类的争论起到了作用。欧洲博物学家长久以来对红茶和绿茶是否属于相同的茶树很困惑，而在考察中他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极为富有智慧，能把同一棵树上采来的叶子，分制成红茶和绿茶。红茶和绿茶，有的只是不同的栽培品种，而非两种不同的茶树。
晚清时代，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大批来到中国内地，而博物学家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群体。主观上讲，博物学家到中国腹地，目标只是科学研究。客观上讲，这也算是外国人主动探究中国“家底”，从战略上来看，对中国构成了潜在的安全威胁，这一点毋庸置疑。从表现上讲，这些英国博物学家看上去满腹经纶、彬彬有礼，颇有绅士风度，而本质上，他们与西方殖民者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清代的中国，尤其是晚清时代，整个中华大地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正是因为晚清当局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成群结队的西方人才得以有条件进入中国腹地。当时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们，尽管对待中国都具有居高临下的优越之感，可是他们内心也都意识到，中国这头沉睡的东方雄狮，哪一天一旦醒来，世界都会为之瞩目。晚清的中国，和当下的中国今非昔比，无论世界如何变幻，那个不堪历史重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编辑 董明洁 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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