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明
也许是因为能进影院上映的农村题材影片较少，忻钰坤导演的两部长片——2015年10月上映的《心迷宫》和今年清明节期间上映的《暴裂无声》——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以及相对于成本来说堪称不错的票房：《心迷宫》以170万元的投资获得1000多万元的票房，《暴裂无声》在上映12天之后（4月16日）突破了5000万元的票房。不论对导演还是投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成果。
引人注目的是，这样的成果是在类型片加现实题材的张力中实现的。在《心迷宫》中，如果没有悬疑、多线索叙事这些商业元素，很难想象一部投资170万元、画面质量与人物形象都如电视剧般差强人意的小成本处女作，如何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然而那时刚过而立之年的忻钰坤，凭借自己出色的悬疑设置与讲故事手法，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完整作品——不“完美”，但是“完整”，这是创作者身上最值得推崇的素质，却并没有几位创作者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
从《暴裂无声》来看，忻钰坤正在沿着他想象的电影世界走下去，并且呈现精彩。与《心迷宫》相比，《暴裂无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其镜头语言与画面的质量。也许是因为专业演员——尤其是姜武、谭卓等“老戏骨”——的表演更能经得起镜头“拷问”，《暴裂无声》中的场面调度及镜头语言丰富了很多，为影片增添了大银幕影像所独有的质感。
影片以长镜头表现冬日乡村的荒凉，以快速剪辑表现人物内心的波动及打斗场面，静与动、空与满相映衬，描绘了一个表面空寂、内在却残酷而动荡不安的乡村世界。在《暴裂无声》中，这个世界很极端，矿主与村长在食物链的顶端，所有的村民位于另一端。姜武扮演的矿业集团董事长昌万年内心残忍而外表平易，影片表现他去乡村小学举办捐献仪式，拒绝校长安排的学生见面，只是叫来记者为他与校长合影为证。拍照前，他大口吃西红柿时汁水滴在了驼色大衣上；拍照时，校长的黑色大衣就穿在了他身上。这个细节可以有很多种解读，但从后面所展示的昌万年的行为轨迹来看，这一幕说明的是：他对乡村学校的捐献只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其自身对儿童与教育既没有感受，也没有期望。否则，他不会放弃这个与孩子面对面、说上几句鼓励话的机会。从这个逻辑来说，他穿着校长的大衣，而校长只能穿着毛坎肩出现在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之中，无疑表明了他潜意识中的“主人公”心理。因为金钱的无往不利，昌万年潜意识中已经养成了任何场合、任何环境都以自身为主的心理。这是对中国当下一部分暴富阶层的真实写照。
村长则处于被村民所痛恨的乡村食物链的顶端，这从村民张保民对其混杂着痛恨、轻蔑与粗鲁的举止中可以看出。与《心迷宫》里中庸诚恳、受到村民拥戴的村长不同，《暴裂无声》中的村长将村民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割裂开来，也因此成为割裂整个乡村社会的始作俑者。
儿子失踪的张保民是一位喜欢以武力而非言语解决问题的底层矿工，当初因为不肯在村里的集体转让协议上签字，遭到村长与村民的集体反对。逼张保民签字的屠夫甚至在打斗过程中被他打瞎了一只眼。然而瞎眼的屠夫在数年之后竟然对张保民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屠夫对张保民的印象是如何改变的？这些影片中都没有交代，但却以隐藏的笔触为故事内涵增添了厚度。
影片中的村庄，除了在集体逼张保民签字那场戏中可以看到村民的身影，其余镜头中，人物几乎都是孤立的存在：村长几次出现，都是一个人；和张保民的妻子翠霞一起出现的，只有其母和一位好心的邻居——这位邻居是导演对淳朴乡村情义尚存的银幕留笔，以作为对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及乡村传统的呼唤；除了在打斗戏中作为或自保、或反击的存在，张保民在回乡、寻找儿子的过程中都是一个人。村民在这时则变成了或为自身利益、或为共同体安全，以集体力量示人的“群体”。律师则是专业、懦弱、自私的形象，为维持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生活，出卖良心与原则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影片中，他在自己女儿失踪后焦急不安，却对张保民儿子的失踪无动于衷，直到最后也不肯说出真相：因为贪婪，有钱人昌万年不在意也不会体会他人的痛苦；为了自保，律师徐文杰也只会选择忽略他人的痛苦。
《暴裂无声》类型片的商业话语驱使导演赋予人物与事件以某种极端的色彩，但在这种色彩中，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逻辑，让我们看到并正视现实。(编辑 董明洁 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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