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莺
自2014年起，乌克兰政府与亲俄分离派之间展开接连不断的纷争，大批人口因此流离失所，生活秩序被严重打乱。然而，这场战争鲜为外人所知，甚至在当地媒体上都很少被报道。不过，对于在白俄罗斯出生、生活在基辅、在俄罗斯学习电影的谢尔盖·洛兹尼察来说，这恰恰构成了他创作的最大冲动。
在几个前苏联国家流转的特殊经历，使导演对东欧历史与现状有着非常敏锐的观察与更为强烈的表达诉求。影片由不安的奔跑开场，毫无来由的炸弹让平民区陷入巨大的恐慌，然而这一切都是政治阴谋与表演——现场忙碌的记者、警察及目击者，都是事先招募的群众演员，他们对着镜头讲述的一切都将在电视中播出，毫无头绪的民众坠入被无穷放大的精心谎言。这一片段为电影奠定了充满荒诞感的基调，弥散在空气中的不真实氛围让整个地区的政治局势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秀场，只不过这一切不可思议的悲剧都是那么切肤，戾气与血腥离人们如此之近，似乎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
在《顿巴斯》中，导演并未设置绝对的主人公，甚至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影片由源自不同视角的13个片段组成——因不满虚假新闻向报社主编泼污的女记者、克扣社会援助物资的医院高层、深入战争前线进行调查却被指摘为法西斯的德国记者、为了躲避轰炸而居住于非人环境下的平民、分离主义者政治之上的狂热婚礼……焦土之上，理性正在急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血红的眼睛和越发令人绝望的社会现实。在导演的镜头下，顿巴斯变成一个令人惊骇的混乱之地，复杂的地缘政治让这片原本看上去无甚生命力的土地更显颓丧——愤懑、腐败、斗殴、爆炸、谋杀随着战争的逼近撕裂着城市的经济与人心。
受到战争期间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影像素材的启发，谢尔盖·洛兹尼察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并把他们重新演绎编织进自己的剧情片。影片试图保持民间影像的粗砺感与活力，同时在再创作过程中为每个段落注入更多细节性。《顿巴斯》选取了去中心化的叙事方法，用长镜头、手持摄影等多样的视听语言，带领观众窥视乌克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前作《温柔女子》（入围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比起来，《顿巴斯》的情节进一步弱化，13个片段除了在主题上拥有一致性之外，在叙事上则自成一体，采取场景或关键人物引入的方式将片段进行衔接，除了在某些地方显得有些生硬，总体上仍旧能让观众很好地跟紧影片前进的节奏。随着故事的推进，观众亦越发熟悉相对分割的故事，甚至期待这如同树杈旁逸斜出的结构能够带来更多更为刁钻的视角。
城市本身成为电影的主人公，为了营造真实的氛围，导演在镜头运动、声音及场景设定上动足了脑筋。在某些场景中，晃动的手持镜头带来极强的代入感，在另一些场景中，固定镜头则不动声色地凝视着乌合之众们跳梁小丑般的表演。这一颇具实验性的创作手法无疑是一种冒险，陌生的背景对观众的理解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也在某种程度上让叙事显得精心甚至有些刻意。
也许是为了鼓励这样充满勇气的创作，戛纳电影节总监福茂选择让影片成为“一种关注”单元的开幕影片。虽然在形式上的精巧难免会让影片有“过于机灵”之感，也容易招致不同政见者的反驳，但《顿巴斯》的确将观众的视线成功聚集到了这个被人遗忘与忽视的场域。影片中大量出现的人名、地名与政治斗争局势，对于那些不甚关注东欧新闻的人来说多少有些费解，但也的确是有了这样的影片，人们才得以审视从未加以关注的角落。对于谢尔盖·洛兹尼察来说，用电影表达政治诉求是其创作最核心的初衷，于是无论是在纪录片还是剧情片中，他都毫不忌讳自己“政治先行”的立场。这种姿态让他的作品看起来有操之过急之感，拼贴式的手法也显得生硬，但再仔细一想，也许正是这样的创作手法才能满足导演“让乌克兰被世界看见”这一简单的诉求。(编辑 董明洁 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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