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丨我们如何战胜挑战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8-07-07 07:00

7月6日,美国开始执行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增加关税,并威胁最终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商品规模可能到达5500亿美元。由于具有一定的对抗性,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这导致中国一些投资者存在恐慌情绪,担心可能产生系统性危机。

这是杞人忧天。产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只有两个可能,其一,出现货币危机,即资本大规模流出以及国家外债太多而出现违约,导致货币大幅贬值。中国不可能有货币危机,除了有全球最多的3万亿美元左右外汇储备,资本管制也非常有效。相反,从股市看中国资产价格已经超跌,国债收益安全稳定,会吸引资本流入。上半年,境外资金净流入股票市场1313亿元,境外机构投资者净买入中国政府债3089亿元。

其次,中国不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并危及金融体系的风险。在过去几年,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金融去杠杆工作,逐步采取措施强化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加强监管体系建设。一些诸如安邦等债务规模过大的大型投资企业进行了定点清理,主要国有银行基本隔离在影子银行所产生的风险之外。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大中型企业运营情况得到大幅改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主干非常稳固。一些低效的中小企业逐步出清,抑制地方政府与地产业融资,防止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等造成一定流动性问题与违约现象,这是脱虚向实的过程,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事实上,中国信用债市场违约率很低。

历史上的经济危机都是在整个社会未有准备的前提下突然爆发,比如大萧条、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等,政府部门从开始就对局势认识不清,也就无法做出正确反应,从而让火柴点燃整个柴堆。中国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是有准备、有预案的,强调早发现,提前拆雷,设立系统之间的防火墙,尽可能降低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这本质上也体现了中国在防风险以及应对重大挑战时的制度优势。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交替的过程,企业转型升级也会出现结构性分化,即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市场占有率以及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从而支撑其加大技术研发以及其他提升效率的投资;另一方面,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包括低端中小企业以及过度规模扩张(杠杆率过高)的大中型企业都会遇到挑战乃至出清。但是,市场只会看到现实的出清过程,从而产生风险预期,忽略了更多企业强化竞争力的真相,因为这些都是看不见的“周期过程”。拨开迷雾,登高望远,我们就会对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充满信心。

中美经贸摩擦会影响中国出口,市场首先想到了扩大内需进行对冲。对此要理性地进行分析。在过去几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速的贡献非常小,中国对贸易的依存度也在逐步降低,制造业长期存在招工难,因此,即使贸易摩擦影响到了一些就业也无须实施大规模的对冲政策。因为在目前产能过剩(贸易战只会增加过剩)背景下,刺激性政策导致的增量资金必然会继续流入地产、金融等领域。

因此,我们认为应该继续以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对冲贸易摩擦的影响,适度扩大内需。在过去几年,尤其是今年以来,中国持续扩大市场开放,投资负面清单缩减明显,一些商品进口关税降低,通过扩大开放可以吸引更多高端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投资,欧洲、日本等国企业,甚至美国高科技制造业将陆续进入中国。中国是一个近14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市场,对高端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很旺盛,这也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过去几年,尤其是今年以来,中国推动和鼓励创新的力度加大,科研体制创新有序推进,中兴通讯事件也刺激中国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向技术研发领域,中国制造业是全球最具雄心的活力之地,尽管目前产业链上缺乏核心技术,但产业链的完整性以及组装企业不断提升效率与技术的努力,使得中国制造业优势明显,贸易摩擦短期内对中国制造业构不成明显的威胁。

我们认为,战胜外部挑战的关键在于我们自身的反应。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源于其民粹主义的抬头。在过去十几年,全球化导致西方社会内部出现了以社会分配为主要驱动因素的分裂,美国的风险不仅在于对外保护主义与贸易霸凌,还在于其内部日益尖锐的意识形态与阶层对立,这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副产品。

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中国必须避免民族主义反应,更要防止中国民粹主义的发酵。这次世界大变局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机会,但要抓住就必须对内进行实质性改革,实现社会的法治化、经济的市场化以及政治的民主化,即建设现代化市场体系以及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基础上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共建共享共治。对外需要继续秉持包容、开放、公平、共赢的理念,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制造业的生存环境。美国发动对华经贸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阻止中国产业升级,其具体的目标是通过贸易摩擦迫使中国一些高端产业向外转移,打断中国产业链。在过去几年,中国制造业遇到了不少冲击,生产成本不断上涨,而且政策的不确定性预期较强,这些因素叠加贸易摩擦的大背景,更容易推动一些企业外迁。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原有部署,加快降低制造业企业的负担,比如税收以及人工成本(社保费用),提供稳定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他们安心生产以及积极投入研发。

中国应该加速改革,增强社会对改革的信心。在过去一年,中国在金融去杠杆与开放领域进步很大,也很明显。金融去杠杆工作的坚定性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府改革的权威性。但是,改革还需要更全面地推进和更大力度地深化,比如,要以更大的力度去加快国企改革。这些改革如果推进速度过于缓慢,不仅会降低先行改革的效用,也会继续积累问题。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又遇上贸易摩擦,很容易在金融市场形成恐慌情绪,因此,必须确保信息的透明度。金融市场是一个高度流动的体系,一旦受到传言影响而发生挤兑,没有问题也会遭受巨大的冲击。大萧条爆发前,各种传言推动了危机的深化。1990年代,日本银行业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就遭遇媒体各种“内幕报道”的影响,从而让危机不可收拾。因此,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媒体应该形成一个共同体,强化相互沟通,确保谣言发生时第一时间就被事实粉碎,无法作祟。

对于美国发动的经贸摩擦,我们在战略上重视,维护自由贸易与多边体制,与国际社会一道警惕和阻止美国对现有秩序和规则的破坏。但在国内没有必要做出过多过激反应,因为我们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有贸易摩擦实属正常现象。如果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国际社会每过一个时期都会有通过经贸摩擦进行利益调整的现象,不需将之夸张到战略对立的地步,毕竟两国人民最根本的追求是发展。

发展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也是我们的国家共识与目标。我们专注于发展,通过创新突破阻碍发展的体制困境与技术难题,这是一个攻坚克难的改革过程与奋斗过程。面对外部的挑战,我们应该凝聚改革的共识,通过共识团结起来积聚力量,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打破一些国家的技术封锁与战略压迫,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国家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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