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丨应该致力于解决阻碍消费的市场与体制因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73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8%，增速比6月份略降0.2个百分点，但高于5月份0.3个百分点；从环比看，剔除季节因素，7月份比6月份增长0.67%，增速高于5月份，与4月份持平。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3%，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

由于投资下行以及出口不确定性增加，当前中国消费数据备受市场瞩目。在过去几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回落，一些社会舆论也在争议是否已经出现消费降级的现象。应当说，消费在保持总体稳定的同时，存在抑制增长的种种因素。

首先，房价快速上涨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过去房价过高只是一线城市特殊现象，但过去两年，全国大部分城市房价都上涨了50%-100%，二三四线城市的工资水平因产业结构而难以上涨，这就会造成居民买房按揭压力过大，而准备买房的家庭紧衣缩食以储蓄首付，从而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过高的房价与调控措施也影响了住房销售，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较去年明显回落，上半年同比增长3.3%，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2.8个百分点，对家电、家具、装潢等行业构成冲击。但是，受影响最大的是汽车消费，连续出现负增长，7月增长-2%。汽车消费负增长现象去年初就已经出现，主要与房价过高楼市过热有关，作为一个仅次于住房的大件消费品，所受影响首当其冲。

高房价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上海财经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为48%，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报告认为，家庭杠杆率每升高1个百分点，城镇家庭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就会下降0.11个百分点。事实上，由于互联网推动的小额信贷规模快速攀升，年轻一代透支消费已成习惯，这些都透支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

其次，房价大幅上涨的直接结果就是房租价格上涨，并主要传递到城市服务业成本当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统计的是居民实物消费，不能完全反映居民服务消费情况。也就是说，当居民需要为服务消费支出更多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商品消费能力。

另一方面，服务业消费比重增速较快，根据统计数据，目前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已经超过40%，如果再加上价格不断上涨，必然会影响商品零售。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超过28亿人次，同比增长11.4%；国内旅游收入超过2.4万亿元，增长12.5%。

其三，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预期的不确定性对消费产生了影响。上半年，去杠杆对金融体系以及地方投资平台的无序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也影响了一些投资项目的进程与行业增速，再加上地产业受到更严格的调控，市场会预期经济增速放缓，股市因此出现持续下跌，人们开始信奉现金为王，避免风险。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逐步激化，美国针对中国500亿美元加征关税，后来又增加2000亿美元商品，这强化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可能回落的预期。

受各种因素影响，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6%，同比回落0.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对一部分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提升可能也有所制约。可以看出，这一系列因素共同制造了一个较大的不确定性预期，可能对就业稳定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消费意愿，开始减少支出。

应当说，中国消费放缓是整个经济增速换挡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随着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在2017年36.6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基数上继续高增长是违背规律的，如果考虑到结构调整阵痛的影响，正常的消费变化合情合理。因此，不应该继续像以前那样将消费作为拉动增长的工具，依靠短期政策“刺激”透支消费，那样反而会继续扭曲经济结构。

我们应该致力于解决阻碍消费的市场因素与体制因素。首先，必须及时有序地将住房成本降下来，避免出现越来越多的房奴，房价过高不仅抑制个人消费，也会大幅提升商业与服务业成本；其次，建议加快推进系统性的分配制度改革，让更多的工薪阶层成长为中等收入阶层，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与此同时增加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投入；其三，大幅削减税费成本，不管是商品服务、个人所得还是消费环节，以及供应链体系，政府从中获取的税费偏高，从而抬高了商品价格，也抑制了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改变失衡的分配格局，才能真正建立内需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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