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慈善之名

“陈扎克伯格倡议”

2017年2月，Facebook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因为慈善活动上了新闻头条。为了帮助解决硅谷地区的住房危机，这位科技界的亿万富豪和妻子普里西拉·陈（Priscilla Chan）创办的“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提供了300多万美元的捐款。这些款项旨在“支持那些陷入危机的家庭，同时支持新的研究，以找到长期解决方案——这是一项两步走的战略，将指导我们大部分的政策制定和宣传工作向前推进”。

这只是扎克伯格慈善帝国的一小部分。该倡议已承诺向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慈善项目投入数十亿美元，其中特别侧重于推动科学、医学和教育研究的解决方案。这一切都始于2015年12月，当时扎克伯格和陈给他们的新生儿麦克斯（Max）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承诺，他们将在有生之年将自己持有的99%的Facebook股份(当时价值450亿美元)捐赠给“提升人类潜力、促进平等”的“使命”。

旧金山是一个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的城市，房价也是美国最贵的。在2012年至2017年的五年间，这个地区的房价中位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200万美元左右。陈扎克伯格的干预，显然是为了抵消房租和房价飙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地区科技产业的繁荣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而Facebook则一直走在当地科技产业的最前列。

扎克伯格表面上的慷慨，似乎是对他所在行业的成功所引发的一个大问题的一个小贡献。扎克伯格似乎是在以慈善的名义，将新自由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的一小部分利益重新导向，试图解决允许财富集中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问题。

扎克伯格2015年公开信中的措辞，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为他打算向慈善机构捐赠450亿美元。但根据媒体的调查报道，陈扎克伯格倡议的这笔捐赠，不是一个非营利慈善基金会，而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法律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税收方面。作为一家公司，这项倡议可以做的不仅仅是慈善活动：它的法律地位赋予了它投资其他公司和进行政治捐赠的权利。实际上，这家公司并不会限制扎克伯格对他想用钱做什么，因为他就是老板。此外，扎克伯格的大胆举动，为Facebook的公共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尽管看起来他只是“将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为此纳税”。

虽然不能否认扎克伯格的动机包含有他自己的慷慨捐赠，或对人类福祉和平等的真诚渴望。然而，它确实表明，CEO的慷慨大方、寻求保持对赠款的控制和期望获得回报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冲突。这种对慈善的重新表述是“CEO社会”的标志：一个将与企业领导相关的价值观应用到人类努力的各个方面的社会。

CEO社会

马克·扎克伯格并不是第一个承诺、并发起大规模捐赠财富给公益事业的CEO。这已在被称为“捐赠承诺”（Giving Pledge）的慈善活动中制度化，这是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2010年发起的一项慈善活动。这项运动以全球亿万富豪为目标群体，鼓励他们捐出大部分财富。承诺中没有具体规定捐赠的确切用途，甚至没有规定是现在捐赠还是死后捐赠；这只是一种将私人财富用于表面的公共利益的普遍承诺。它也没有法律约束力，而是一种道德承诺。

在首CEO社会中，社会责任的行使不再是争论企业是否应该对自己的商业利益负责，相反，它是关于如何利用慈善事业来加强一个政治经济体系，使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财富。扎克伯格对解决海湾地区住房危机的投资就是一个例子。

这不仅仅会给个人带来好处。更广泛地说，慈善事业有助于使资本主义合法化，并使资本主义越来越深入到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的所有领域。

慈善资本主义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慈善行为，它还包括灌输新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领导它的亿万富翁CEO们的化身。慈善事业被重新塑造，就像CEO考虑创业一样。慈善捐赠被转化为一种商业模式，采用以效率、量化成本和收益为特征的市场解决方案。

慈善资本主义将商业公司的管理实践应用于慈善，重点是企业家精神、基于市场的方法和绩效指标。这个过程由超级富豪商人出资，由有商业经验的人管理。其结果是，在实际层面上，慈善事业是由CEO以类似于他们将如何经营企业的方式进行的。

CSR成为一种手段

CEO们越来越多地扮演公众角色，这与企业重新关注其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不是企业自我引导的结果，而是对非政府组织、压力团体和工会广泛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回应。引人注目的工业事故和丑闻也给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它们加强自律。

1984年，印度博帕尔联合碳化物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约2.5万人死亡。波士顿大学管理学教授詹姆斯·波斯特（James Post）说，灾难发生后，“全球化学工业认识到，在公众对工业安全标准缺乏信心的情况下，要获得经营许可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化学制造商协会(CMA)通过了一项行为准则，对产品管理、披露和社区参与都制定了新的标准。”

推动这一趋势的是企业自身利益，而不是慷慨或善意，因为全球的工业和企业“开始认识到声誉和形象日益重要”。其他的重大工业事故发生后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例如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石油钻井平台在墨西哥湾爆炸。

企业社会责任的引入是为了减少企业自身利益的不良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成为一种手段，在表面上声称为他人谋利益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利益。面对企业丑闻的威胁，企业社会责任被视为提升企业声誉、减轻政府监管威胁的工具。

企业采用企业社会责任来发展或维护企业声誉的理念，使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受到了审视。有人提出，企业不是把企业社会责任当作“良好”的一种手段，而是把它当作“看起来不错”的一种手段，让人不去质疑其基本的伦理或政治立场。就连安然公司，在2001年因欺诈丑闻而破产之前，也以倡导社会责任而闻名。

富豪慈善的实际效果

CEO的捐款在规模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上，在个人层面上，很难找到那些将大量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的富人，或者那些倡导社会责任计划的公司真正付诸了行动。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资本主义是极端财富不平等出现的社会理由，而不是任何一种解药。我们需要在此指出，尽管慈善资本主义承诺的捐赠明显激增，但这个时代也是不平等扩大的时代。

乐施会2017年发表的一份名为99%经济的报告明确阐述了这一点。它强调了一个正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的世界：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获得的收入超过了底层50%的人的收入。这是为什么呢？乐施会的报告将责任坚定地归咎于公司及其经营所在的全球市场经济。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全球10大公司的收入超过了180个最不富裕国家的总收入。企业的社会责任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报告指出:“当企业越来越多地为富人工作时，最需要经济增长的人却得不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无论是超级富豪的慈善事业，还是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对遏制这一趋势都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就像扎克伯格300万美元的捐赠对旧金山住房危机的影响微不足道一样。相反，少数人手中的巨额财富，无论是通过继承、商业还是犯罪获得的，都在以穷人更贫穷为代价继续增长。

在CEO的社会中，任何慈善和对社会责任的活动最终都能从自身利益方面得到回报。正是按照这种逻辑，纠正通过财富创造产生的不平等的机制被置于富人手中，并最终使他们受益。

与此同时，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公司和富人都想方设法规避应该要缴纳的税款。以慈善为名，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公司治理形式，为自身利益重塑了人类努力的另一个层面。这是一个CEO不再满足于做生意的社会；他们也必须控制公共事业。最后，虽然捐赠承诺的网站上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CEO的笑脸，但真实的情况是，一个以严重不平等为特征的世界正逐年恶化。(编辑 张述冠) 

编译／华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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