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丨以城市低成本居住及公共服务提速农民市民化

日前，虽然经济有下行压力，但是在珠三角地区一些制造业工厂依然存在招工难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生育率不断降低引起全民关注，一些观点呼吁全面放开生育并采取激励措施。那么，是不是中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并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呢？

事实上，当前中国不缺少劳动力，而是一些劳动力开始逃离制造业。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主要流向两个方向，一个是服务业，一个是返乡，从而造成了农民工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从城市向城镇和乡村逆向流动的现象。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中国需要应对的重大挑战。

最近几年，农民工返乡已成趋势，主要原因是大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收入增长放缓，家乡的工资则不断上涨。但更重要的是，老一代农民工年纪大后因无法留在城市，只能早早的回乡寻找其他退路。这意味着中国农民工从事相对高效率工作的劳动数量大幅减少，如果他们在40岁就选择返乡，从事效率更低的农业或者打零工，相对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就是减少了20年的工作时间，如果没有新增劳动力填补，就会出现制造业和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而大量劳动力可能返乡留守，这是一种人力浪费。

另一个趋势是，许多年轻人不再愿意从事制造业，因为流水线不能提供给他们梦想，工作强度高，收入相对较少。与此同时，城市服务业规模不断膨胀，但一部分是低端服务业，生产效率远远低于制造业。作为可贸易部门的制造业虽然效率相对高，但无法承担更高的工资成本，而不可贸易的部分服务业部门却能提供更高的工资，这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错配，也是中国汇率高估的表现。

在日本1970年前的高速增长时期，从事低生产效率工作的农业人口大规模流向第二产业与城市，这种转移提高了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1970年前后，日本农村劳动力减少向城市转移，以及就业开始转向一些低生产效率的服务业成为两个明显的趋势，与当前中国类似。

这个时期的日本经济虽然因为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但日本已经完成了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其次，日本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真正的市民化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持续不断的对农村劳动力教育技能培训，使他们不断提高劳动技能。

与日本相比，中国现在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前夜，需要技能型与创新型人才。但却过早出现了一些劳动力离开制造业以及农民工返乡趋势，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构成挑战和不利。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制造业和城市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资产泡沫对可贸易部门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泡沫化会刺激和提高服务业比重，提供更多低端就业岗位，对制造业形成劳动力竞争；其次，就是农民工被户籍、住房等挡在城市大门之外，他们不得不在有限的打工时间内做短期化的抉择，而不是固定在某个企业的某个专业领域，从而无法积累人力资本。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在制造业没有完成转型升级之前，劳动力就出现返乡以及离开制造业的趋势，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构成了重大挑战。中国当前需要尽快落实的有两个重要任务，第一，就是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次，同样是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土地改革。这两个任务能否尽快完成是决定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败的关键，如果能够加速农业人口的城市化速度，那么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将会化解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解放土地与农村劳动力。首先，要经过三权分置的土地改革促进农地和宅基地的流转，农地的流转可以带来规模经营效益，推动农业机械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解放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其次，农地和宅基地流转可以让农户在出让使用权获益的前提下，离开农村，进城定居。中国应该尽快制定有利于农民转让土地的法律法规，为促进农民离开土地创造条件。

当然，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处于转型升级阶段，对劳动力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这需要政府部门建立广泛的技能培训机构，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其次，中国城市化率的提升受制于过高的房价，因此，如何给进城农民提供低成本的居住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至关重要。对于擅长主导经济增长的政府部门而言，这些都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所必须迈过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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