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多元基础

张翔

从全球史和跨国比较的角度看近代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保存了一定的主权独立性，形成的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并没有像当时多数亚非拉国家那样成为完全的西方殖民地？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两个因素，一是中国人民对西方殖民者的长期和持续的反抗运动，以及反抗运动的不断进步；二是殖民国家之间也存在不平衡性，在中国有较大矛盾和利益冲突，形成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均势，其中有着反抗运动发展和维持部分主权的空间。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斯蒂芬·哈尔西的《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赵莹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试图对这一问题提出新的解释，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清政府其实并不像一般研究所说的那样颟顸无能，而是在应对西方殖民国家侵略的过程中，通过学习西方国家，较为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制度转型，这些制度转型为帝制终结后的中国国家建设提供了基础。此书接续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三联书店，2013年）寻找晚清与现代中国连续性的问题意识，同时在彭慕兰、王国斌等经济史研究的“加州学派”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述晚清中国如何建立约翰·布鲁尔和P.K.奥布莱恩讨论近代早期英国提出的“军事—财政国家”。

财政国家的能力首先体现在税收体制建构尤其是新税源的开拓之上，其中海关和厘金的份额最大。清政府的税收收入从1842年的白银3714万两攀升至1911年的2亿9696万两，名义数据翻了近8倍，如果根据米价走势标示的通货膨胀率做调整，真实税收翻了3倍。清政府在赫德等外籍人士的帮助下建立海关，其专业素质、工作效率和团队精神都达到了很高水平，是新的官僚机构的代表。虽然有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海关税收仍然从1861年的490万两增长到1887年的2050万两，成为清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哈尔西在综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纸面上的不平等条约和事实上实施的情况是两回事情，地方官员“天高皇帝远”的土政策和层出不穷的“敲竹杠”方法，以及中国商人占据中介经济主导地位，并通过地方商会等形式集结力量，逐渐在与国外企业的“商战”中跃居主导地位。这种具体的经济运行状况，显示了中国社会有一整套运转机制，这套机制很难通过一两次局部战争摧毁，其运转一定程度制约了列强在中国的经济掠夺，形成了与印度等殖民地颇不一样的情况。

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后的十余年内战之间，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量军需，发展出了以厘金为核心的税收制度，并创立厘金征收行政系统，最初是以粮台和支应局为骨干的地方厘金征收机构，后来逐渐为厘金局系统所代替。晚清厘金局系统贪污腐败盛行，但为清政府提供了数额巨大的新增资金，为军事建设和其他国家建设工程提供了资金。

在建立新的税收体系之外，晚清财政政策的另一变化是调整了财政支出的重心。哈尔西在解读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基础上，讨论了晚清财政支出的调整逻辑：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朝将较发达地区的资源转移到西部边陲，对这些地区的建设进行补贴；在此之后，清政府将资源集中投入沿海地区的军事防御和地方发展，大幅减少对财政赤字地区的援助。晚清的治国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发展出一套重商主义的执政哲学，强化军事建设，投入交通运输和通讯领域，抛弃了此前维持全国农业秩序稳定的责任。

哈尔西对晚清帝国在危机中挣扎的系统梳理和重新定位，在以往近代史研究肯定洋务运动以降系列革新努力的基础上，做了新的推进。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非拉只剩下六个有不同程度主权的国家：波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埃塞俄比亚、泰国、日本和中国。就此而言，晚清帝国的自救努力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这一因素不能仅仅放在国家建设的维度上加以分析，也需要放在抵抗殖民秩序的维度上加以观察。只有这样，才能将更为广阔的反抗运动这一更为关键的要素纳入分析框架，也才能对中国在20世纪的独立和解放提供更有效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哈尔西对以往研究的概括以及论辩对象的设定，都忽略了中国社会（包括清政府）的多种脉络的反殖民努力，仅仅关注西方帝国内部分化的要素，这使得其分析具有“片面的深刻性”。(编辑 董明洁 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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